一、引 言
本文研究了以金税三期系统为代表的智能化税收监管实施对企业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主要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Zang(2012)的研究表明,企业往往需要通过权衡相应行为的边际收益和成本来决定盈余管理的方式和水平,而且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存在替代关系。金税三期系统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以智能化为特征,以“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为目标,实现税务数据大集中,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真正进入信息管税阶段(李林军,2009;许善达,2009)。2013年金税三期系统在部分省份上线运行,2016年实现全面推广。金税三期系统的实施促进了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作,有力推动了国家电子政务建设,为提高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提供了支持。本文认为,金税三期能够有效识别企业避税行为,强化税收征管,提高纳税不遵从企业的实际税率,增加真实盈余管理成本,增强应计盈余管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替代关系。
应计盈余管理运用会计方法实施,不改变真实现金流量,更易被监管约束;而真实盈余管理需要构造真实交易,虽可避开监管,但对企业业绩具有长期的影响(Cohen和Zarowin,2010;李增福等,2011;王福胜等,2014;刘宝华等,2016)。企业权衡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和收益后再进行决策,当企业存在盈余管理需求,如维持被高估的股权价值时,一般首先使用应计盈余管理,而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Badertscher,2011;袁知柱等,2014)。现有研究发现,在不同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要求下,公司会采取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Cohen等(2008)发现,SOX法案通过之前,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一直平稳增加,但在法案通过之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显著减少,表明企业在严格监管下会由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相似地,退市制度的修订以及分析师跟踪都会抑制企业应计盈余管理而促进真实盈余管理(谢柳芳等,2013;李春涛等,2016)。从企业内部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较小(范经华等,2013)。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下降,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上升(张友棠和熊毅,2017)。
税收成本也是企业实施盈余管理时考虑的重要成本(Maydew等,1999;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Hanlon和Heitzman,2010;Zang,2012)。应计盈余管理改变税收在不同期间的分布,而真实盈余管理通过构造真实交易进行利润操纵,影响企业真实现金流,引发更高的税收成本。有研究以2007年所得税改革为背景,发现预期税率变化的公司会改变盈余管理方式(李增福和郑友环,2010;李增福等,2011;赵景文和许育瑜,2012)。税收最小化虽然不是企业调整盈余管理的主要目标,但是作为盈余管理成本的一部分,税收成本会影响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
以金税三期为代表的智能化税收监管可以有效压缩企业避税空间,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唐博和张凌枫,2019;张克中等,2020)。金税三期系统建立统一的纳税平台,实现国税、地税、工商、银行和社保等部门的联网,缓解纳税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基于对各行业经营及纳税信息的全面掌握,金税三期系统有助于识别税负偏离行业均值水平的企业。这将提高税务部门对企业的征管能力,尤其是加强对纳税不遵从企业的监管。在此基础上,金税三期会显著增加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从而影响盈余管理方式和水平,而且企业的纳税不遵从程度越高,受到金税三期实施的影响越大,应计盈余管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替代作用越强。
本文以2008年到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1)金税三期实施以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整体上没有显著变化,但纳税不遵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上升。(2)金税三期实施以后,与纳税遵从的企业相比,纳税不遵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下降。区分销售操控、生产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后,本文发现相同的结果。(3)纳税不遵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的替代关系主要体现在金税三期实施以后。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1)以往大量研究认为管理层更偏好真实盈余管理,因为真实盈余管理面临的监管压力较小(Graham等,2005;Cohen等,2008;Cohen和Zarowin,2010)。本文则强调税收成本对企业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在税收监管较强的情况下,企业会偏好采用应计盈余管理来替代真实盈余管理。同时,本文在龚启辉等(2015)的模型基础上引入税收变量,对以往盈余管理决策模型进行了拓展和创新。本文的研究丰富和补充了盈余管理相关文献。(2)金税工程有助于强化税收征收管理。目前,衡量税收监管主要有两类方法:一是通过计算税收收入与GDP的关系,构造各个省份的税收监管强度(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二是采用政府的税收监管政策变化来反映税收监管(Desai等,2007;朱凯和孙红,2014)。与仅基于省份或单时点不同,本文以实施金税三期为背景,构造多时点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监管对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与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Zang(2012)选用有较强盈余管理动机的样本相比,本文采用外生事件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弱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3)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清晰认识和评价金税三期实施的经济后果,为今后的税收监管智能化发展和制定税收政策提供重要参考。本文研究表明,金税三期的实施能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政府税收监管水平,多渠道多部门的信息融合对经济管理具有重要作用,税收智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必然趋势。同时,本文发现以金税三期为代表的智能化监管可以有效区分企业的纳税遵从程度,实现精准化监管。可见,加强税收监管并非无差别征税,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税收不仅是政府的一大经济来源,也会影响企业财务决策,健康的税收环境有助于政府和市场良性发展。
二、制度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将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作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重要方面。税收收入是政府的一大重要经济来源,对税务机关来说,税收征管的基本目标在于提高税收征管质量,促进纳税遵从,以保证税收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以金税三期为代表的信息监管技术会压缩企业避税空间,保障政府税收收入(唐博和张凌枫,2019;李艳等,2020;张克中等,2020)。
金税工程的总称是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工程,经过20多年的建设,我国金税系统经历了三个阶段。1994年,为了配合推行以增值税为核心的工商税制改革,遏制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虚开等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开始运作金税一期工程,包括增值税防伪控税系统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交叉稽核系统。但由于当时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需要人工采集录入,错误率较高,在试点运行后于1996年停用。吸取教训后,国家税务总局于1998年启动金税二期工程,实现了发票数据自动采集,从开票、认证到稽核、协查进行全面监控。金税二期于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通,完成了增值税交叉稽核系统和发票协查系统在全国范围内联网运行,有效提升了增值税的税收征管效率(Fan等,2018)。2008年金税三期工程正式启动,2013年率先在重庆、山东和山西上线运行,并于次年10月在广东、河南和内蒙古上线;2015年底完成了河北、宁夏、贵州等14个省、市、自治区的推广,其他地区也于2016年上线。表1列示了各地区实施金税三期的时间。
省份/地区 | 实施时间 | 省份/地区 | 实施时间 | 省份/地区 | 实施时间 |
重庆市 | 2013.2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2015.9 | 福建省 | 2016.7 |
山东省(除青岛) | 2013.10 | 湖南省 | 2015.10 | 上海市 | 2016.7 |
山西省 | 2013.10 | 青海省 | 2015.10 | 青岛市 | 2016.7 |
广东省(除深圳) | 2015.1 | 海南省 | 2015.10 | 北京市 | 2016.8 |
河南省 | 2015.1 | 甘肃省 | 2015.10 | 天津市 | 2016.8 |
内蒙古自治区 | 2015.1 | 安徽省 | 2016.1 | 黑龙江省 | 2016.8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2015.7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2016.1 | 湖北省 | 2016.8 |
河北省 | 2015.9 | 四川省 | 2016.1 | 陕西省 | 2016.8 |
西藏自治区 | 2015.9 | 吉林省 | 2016.1 | 江苏省 | 2016.10 |
贵州省 | 2015.9 | 辽宁省 | 2016.7 | 浙江省 | 2016.10 |
云南省 | 2015.9 | 江西省 | 2016.7 | 深圳市 | 2016.10 |
2016年全面推广的金税三期工程总体上实现了“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的目标,是我国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向智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金税三期的实施从税源信息和征管工作规范两个方面极大提高了我国税收监管能力(许善达,2009;李林军,2009):(1)金税三期实施以前,税务机关主要依赖于发票管理和税务检查来验证企业纳税申报信息,获取税源信息渠道单一,涉税信息不互通,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大(徐珊和黄明俊,2011)。金税三期的税务数据大集中实现了各级税务部门内部数据的实时共享,并与银行、工商、社保等部门联网获取第三方涉税信息,使信息采集更加精准,极大提高了税源管理水平。(2)税务机关征管不规范,征管自由裁量权过大,也是金税三期实施前的一大问题。根据国家审计署对18个省市国家税务局2009年至2010年税收征管情况的审计结果,国税局人为调节税收进度、涉税审批不合规现象较为严重,两年间国税局违规缓征、少征税款263亿元,违规提前征税33.57亿元。金税三期以流程化管理为导向,由结果监督向过程监控转变,实现了所有税种、所有工作环节以及所有税务部门的覆盖,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税收征管行为。
总之,金税三期以税务数据大集中为核心,实现了国税、地税数据和第三方数据的全面对接,税务机关可以更加全面掌握纳税企业计税依据相关信息。纳税遵从度不同的企业受到金税三期的监管强度不同。对纳税不遵从企业来说,当选择瞒报的收入信息或者多报的支出信息同时为第三方机构报告时,税务机关可以立即发现企业避税行为(Sandmo,2005;Slemrod,2007)。比如,金税三期通过与社保系统联网,可以比较企业纳税申报时所计人员是否与缴纳社保人员存在差异。不仅如此,金税三期系统可以基于各行业经营及纳税情况,识别税负偏离行业均值水平的企业,提高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同时,金税三期工程能够规范税务机关行为,对其自由裁量权具有削弱作用,减小企业通过寻租避税的可能。因此,金税三期工程能够对企业纳税不遵从行为进行自动登记和预警,达到精准化监管的效果,对纳税遵从的企业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三、模型推导与研究假说
(一)模型推导
本文认为,以金税三期为代表的智能化税收监管能够提高纳税不遵从企业的实际税率,使真实盈余管理成本增加,从而改变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替代关系。参考龚启辉等(2015)的研究,假设盈余管理创造的盈余为E,由应计盈余管理(x)和真实盈余管理(y)两部分组成。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税收变量,设t为税率,
企业盈余管理决策的目标函数为
$ {U}^{'}(x+\left(1-t\right)y)=ax $ | (1) |
$ (1-t){U}^{'}(x+\left(1-t\right)y)=by $ | (2) |
根据式(1)和式(2),对t求导可得:
$ {U}^{''}\left(x+\left(1-t\right)y\right)\left(\frac{dx}{dt}+\left(1-t\right)\frac{dy}{dt}-y\right)=a\frac{dx}{dt} $ | (3) |
$ {U}^{''}\left(x+\left(1-t\right)y\right)\left(\frac{dx}{dt}+\left(1-t\right)\frac{dy}{dt}-y\right)\left(1-t\right)-{U}^{'}(x+\left(1-t\right)y)=b\frac{dy}{dt} $ | (4) |
求解式(3)和式(4)可得:
$ \frac{dx}{dt}=\frac{\left(1-t\right){U}^{'}\left(x+\left(1-t\right)y\right){U}^{''}\left(x+\left(1-t\right)y\right)+by{U}^{''}\left(x+\left(1-t\right)y\right)}{a{(1-t)}^{2}{U}^{''}\left(x+\left(1-t\right)y\right)+b{U}^{''}\left(x+\left(1-t\right)y\right)-ab} $ | (5) |
$ \frac{dy}{dt}=\frac{{U}^{'}\left(x+\left(1-t\right)y\right){U}^{''}\left(x+\left(1-t\right)y\right)-a\left(1-t\right)y{U}^{''}\left(x+\left(1-t\right)y\right)-a{U}^{'}\left(x+\left(1-t\right)y\right)}{-a{\left(1-t\right)}^{2}{U}^{''}\left(x+\left(1-t\right)y\right)-b{U}^{''}\left(x+\left(1-t\right)y\right)+ab} $ | (6) |
结合
这说明随着企业实际税率的增加,应计盈余管理会增加,但由于企业最优的盈余管理总水平也会发生变化,真实盈余管理不一定减少。当实际税率小于一定的数值时,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同时增加;但当实际税率超过阈值时,随着税率的增加,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真实盈余管理被应计盈余管理替代。结合制度背景分析,金税三期有助于识别企业纳税遵从程度,对纳税不遵从企业进行精准化监管。与纳税遵从企业相比,纳税不遵从企业受到的监管程度更大,实际税率的变化更加明显,因此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的变化及替代关系主要表现在纳税不遵从企业中。
(二)研究假说
税收成本是盈余管理决策时考虑的重要成本(Maydew等,1999;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Hanlon和Heitzman,2010;Zang,2012)。应计盈余管理是企业通过会计手段实现,不改变企业经营活动;而真实盈余管理则会改变企业真实经营活动,对当期的现金流有直接的影响(Cohen和Zarowin,2010;李增福等,2011)。因此,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真实盈余管理从税收角度具有更高的成本(Zang,2012)。具体地,当企业通过削减酌量性费用或者过度生产存货来增加账面盈余时,企业应税利润随之上升。而应计盈余管理大部分影响的是递延所得税费用,不影响应税利润和当期缴纳的税费。
真实盈余管理比应计盈余管理更加灵活,途径多样,且存在非择时性和任意性的特点,可以根据盈余管理目标随时调整经营策略,而应计盈余管理的规模有限(Graham等,2005;李春涛等,2016)。应计盈余管理仅改变盈余时间分布,但总税金支出不变,如果存在所得税提前征收的情况,可能会损失货币的时间价值,但与真实盈余管理直接的税收成本相比,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较小。Zang(2012)指出,真实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净现值比应计盈余管理要高。也有研究发现,如果预期到税率上升,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企业会偏好提前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利润推迟行为会被抑制,且真实盈余管理对正常经济活动的损害会被未来税率的增加所抵消(李增福和郑友环,2010;严楷等,2019)。
金税三期会提高企业实际税率,从而对企业两种盈余管理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真实盈余管理,企业通过构造真实交易虚增收入或者虚减原材料成本来增加利润,会同时增加增值税和所得税成本;而酌量性费用操纵(如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来增加利润,虽然不会影响增值税成本,但会增加所得税成本。对于应计盈余管理,由于会计和税法在认定和核算上的差异,企业运用会计方法增加会计利润,却不会影响应税利润,如坏账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因此,金税三期的实施会增大真实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使企业倾向于采用应计盈余管理而非真实盈余管理。
金税三期系统具有精准监管功能,其实施对不同纳税遵从企业的影响会存在显著差异。对纳税遵从企业来说,无论是否实施金税三期,都会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纳税,金税三期的实施对纳税遵从企业的税收成本没有显著的影响。对纳税不遵从企业来说,在税收监管能力较差的情况下,会采取各种方式降低税负;但随着金税三期的实施和监管能力的增强,避税难度和避税成本都会显著增加,避税行为大幅减少,从而税负明显上升,真实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明显增大。因此,随着金税三期的实施,纳税不遵从企业会更倾向于采用应计盈余管理而非真实盈余管理。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实施金税三期后,纳税不遵从企业会倾向于增加应计盈余管理来替代真实盈余管理。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金税三期工程于2013年2月率先在重庆上线,而2008年起我国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重大改革,因此选取2008—2018年作为研究区间。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净资产为负、最早开始披露年报的年份晚于金税三期实施以及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7 669个有效样本。为了控制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控制人数据从年报中手工采集得到,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回归模型
本文利用金税三期分地区逐步试点推行,以及金税三期能够精准作用于纳税不遵从企业的特点,使用双重差分法来研究金税三期工程对企业盈余管理方式和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引入交互项(
$ {AM}_{i,t}/{RM}_{i,t}={\beta }_{0}+{\beta }_{1}{TD}_{i,t}+{\beta }_{2}{TD}_{i,t}\times {GROUP}_{i}+\sum {CONTROLS}_{i,t}+{\mu }_{i}+{\lambda }_{t}+{\gamma }_{c}+\varepsilon $ | (7) |
(三)变量定义
1. 应计盈余管理(AMi,t)。借鉴Dechow和Dichev(2002)的研究,本文从现金流角度,采用分行业分年度横截面回归来估计应计盈余管理(孙健等,2016;柳建华等,2017)。具体形式如式(8)所示,其中
$ \frac{{\Delta WC}_{i,t}}{{A}_{i,t-1}}={\delta }_{0}+{\delta }_{1}\frac{{CFO}_{i,t-1}}{{A}_{i,t-1}}+{\delta }_{2}\frac{{CFO}_{i,t}}{{A}_{i,t-1}}+{\delta }_{3}\frac{{CFO}_{i,t+1}}{{A}_{i,t-1}}+{\varepsilon }_{i,t} $ | (8) |
2. 真实盈余管理(RMi,t)。借鉴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本文从生产操纵、销售操纵和酌量性费用操纵三个方面来衡量真实盈余管理,即分别估计异常生产成本、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和异常酌量性费用。如果企业要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增大会计利润,则往往会出现更高的异常生产成本、更低的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和更低的异常酌量性费用。
3. 金税三期实施虚拟变量(TDi,t)。当企业i所属地区在第t年实现金税三期上线运行,则该企业的金税三期实施虚拟变量在第t年及以后均为1,否则为0。对于金税三期上线年份的确定,本文与多数研究保持一致,将当年上半年实现上线视为当年实施,而当年下半年实现上线则视为下一年实施。此外,考虑到在金税三期试点推广的过程中,深圳市和青岛市是单独实施的,本文对这两个市进行单独统计。
4. 纳税不遵从企业(GROUPi)。根据理论分析,金税三期的实施对纳税遵从企业和纳税不遵从型企业存在不同的影响。纳税不遵从企业指的是在金税三期实施前进行避税的企业,本文从税负水平和避税途径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纳税遵从程度。
借鉴刘骏和刘峰(2014)的研究,本文定义企业税负率(
以往研究表明,利用税率差异,通过调控关联交易的公司转让定价来转移收入或者利润,是企业避税的重要途径(Klassen等,1993;Gramlich等,2004;Sandmo,2005;朱凯和孙红,2014)。黄蓉等(2013)基于中国母子公司各自独立申报纳税的税制特点,发现母子公司税率差异越大,母子公司间的经营性关联交易越多,表明关联交易是税收规避的重要方式。本文以经营性关联交易量作为企业纳税遵从的度量指标。如果企业在金税三期实施前高于地区—行业平均经营性关联交易量,则定义该企业为高关联交易企业,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以经营性关联交易(商品和劳务购销的关联交易)总额占总资产或者营业收入比率这两个指标,作为纳税遵从程度的衡量指标。
5. 控制变量。参考李增福等(2011)、叶康涛和刘行(2011)以及Zang(2012)等文献,本文设置了以下控制变量:资产规模、销售增长、产权性质、资产收益率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盈余管理的变量,包括是否“四大”审计、是否亏损、融资需求以及是否微利。本文变量定义见表2。
变量符号 | 变量含义 | 变量定义 |
|
应计盈余管理 | 借鉴Dechow和Dichev(2002) |
$ {AM1}_{i,t} $
|
应计盈余管理 | 借鉴McNichols(2002)并结合Jones(1991) |
$ {RM}_{i,t} $
|
真实盈余管理 | 借鉴Roychowdhury(2006) |
$ {DCFO}_{i,t} $
|
经营活动异常现金流 | 借鉴Roychowdhury(2006) |
$ {DPROD}_{i,t} $
|
异常生产成本 | 借鉴Roychowdhury(2006) |
$ {DEXP}_{i,t} $
|
异常酌量性费用 | 借鉴Roychowdhury(2006) |
$ {TD}_{i,t} $
|
金税三期实施虚拟变量 | 金税三期实施取值为1,如下半年上线则视为下年度实施 |
$ {LALL}_{i} $
|
低税负组 | 虚拟变量,若企业在金税三期实施前低于地区−行业平均税负率,则取值为1, 其中税负率采用TAXALL |
$ {LALL1}_{i} $
|
低税负组 | 虚拟变量,若企业在金税三期实施前低于地区−行业平均税负率,则取值为1, 其中税负率采用TAXALL1 |
$ {HRPT1}_{i} $
|
高关联交易组 | 虚拟变量,若企业在金税三期实施前高于地区−行业平均经营性关联交易量,则取值为1,否则为0,其中经营性关联交易量为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占总资产的比值 |
$ {HRPT2}_{i} $
|
高关联交易组 | 虚拟变量,若企业在金税三期实施前高于地区−行业平均经营性关联交易量,则取值为1,否则为0,其中经营性关联交易量为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值 |
$ {SIZE}_{i,t} $
|
资产规模 |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
$ {LEV}_{i,t} $
|
资产负债率 | 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
$ {SG}_{i,t} $
|
销售增长 | 当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
$ {STATE}_{i,t} $
|
国有企业 | 虚拟变量,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时取值为1 |
$ {ROA}_{i,t} $
|
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与期初和期末平均资产总额之比 |
$ {FIRST}_{i,t} $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
$ {BIGFOUR}_{i,t} $
|
是否“四大”审计 | 虚拟变量,“四大”审计时取值为1 |
$ {LOSS}_{i,t} $
|
是否亏损 | 虚拟变量,当期净利润小于0时取值为1 |
$ {SEOCAP}_{i,t} $
|
融资需求 | 虚拟变量,公司存在增发配股时取值为1 |
$ {MROA}_{i,t} $
|
是否微利 | 虚拟变量,当期公司资产收益率在0和0.01之间时取值为1 |
(四)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样本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
变量 | 样本数 | 均值 | 中位数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17 669 | −0.001 | −0.004 | 0.047 | −0.119 | 0.166 |
$ {RM}_{i,t} $
|
17 669 | −0.004 | 0.006 | 0.189 | −0.636 | 0.534 |
$ {DCFO}_{i,t} $
|
17 669 | −0.000 | −0.001 | 0.077 | −0.237 | 0.227 |
$ {DPROD}_{i,t} $
|
17 669 | −0.003 | 0.000 | 0.106 | −0.353 | 0.351 |
$ {DEXP}_{i,t} $
|
17 669 | 0.002 | −0.006 | 0.060 | −0.134 | 0.257 |
$ {TD}_{i,t} $
|
17 669 | 0.294 | 0.000 | 0.456 | 0.000 | 1.000 |
$ {LALL}_{i} $
|
17 669 | 0.350 | 0.000 | 0.477 | 0.000 | 1.000 |
$ {LALL1}_{i} $
|
17 669 | 0.362 | 0.000 | 0.481 | 0.000 | 1.000 |
$ {HRPT1}_{i} $
|
17 669 | 0.423 | 0.000 | 0.494 | 0.000 | 1.000 |
$ {HRPT2}_{i} $
|
17 669 | 0.422 | 0.000 | 0.494 | 0.000 | 1.000 |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金税三期与盈余管理
表4中列(1)和列(2)显示,金税三期实施虚拟变量(TD)的系数不显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金税三期的税收监管具有针对性,从整体来看对盈余管理方式和水平的影响不明显。列(3)和列(4)中金税三期实施虚拟变量(TD)与低税负组虚拟变量(LALL或LALL1)的交互项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0和−0.022,显著性水平均为1%;对于应计盈余管理,交互项系数均为0.003。这说明金税三期的实施提高了低税负组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导致企业倾向于减少真实盈余管理,增加应计盈余管理。
(1) | (2) | (3) | (4) | (5) | (6) | |
$ RM $
|
$ AM $
|
$ RM $
|
$ AM $
|
$ RM $
|
$ AM $
|
|
$ TD $
|
0.001 | 0.002 | 0.007 | 0.001 | 0.008 | 0.001 |
(0.119) | (1.190) | (1.352) | (0.473) | (1.522) | (0.520) | |
$ TD\times LALL $
|
−0.020*** | 0.003** | ||||
(−3.441) | (1.999) | |||||
$ TD\times LALL1 $
|
−0.022*** | 0.003* | ||||
(−3.843) | (1.772)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企业、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样本数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调整后R2 | 0.106 | 0.304 | 0.107 | 0.305 | 0.107 | 0.305 |
注:括号内为公司聚类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
表5列示了区分关联交易的回归结果。对于真实盈余管理,交互项TD×HRPT的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对于应计盈余管理,交互项的系数为0.003,显著性水平为5%。虽然关联交易是避税的主要途径,但是高关联交易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在进行避税,金税三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能没有触发替代作用的阈值。但上述结果说明金税三期的实施提高了高关联交易组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导致企业在增加会计利润时倾向于选择应计盈余管理,而非真实盈余管理。
(1) | (2) | (3) | (4) | |
$ RM $
|
$ AM $
|
$ RM $
|
$ AM $
|
|
$ TD $
|
0.001 | 0.000 | 0.003 | 0.000 |
(0.206) | (0.223) | (0.589) | (0.209) | |
$ TD\times HRPT1 $
|
−0.001 | 0.003** | ||
(−0.226) | (2.273) | |||
$ TD\times HRPT2 $
|
−0.007 | 0.003** | ||
(−1.161) | (2.340)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企业、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样本数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调整后R2 | 0.106 | 0.305 | 0.106 | 0.305 |
注:括号内为公司聚类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
(二)金税三期与真实盈余管理分项
表6列示了金税三期对生产操纵、销售操纵和酌量性费用操纵这三类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由于低税负组企业在金税三期实施以后显著减少了真实盈余管理,本文重点关注金税三期实施虚拟变量(TD)与低税负组虚拟变量(LALL或LALL1)的交互项。对于异常生产成本(生产操纵),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对于异常经营现金流(销售操纵),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对于异常酌量性费用(酌量性费用操纵),交互项系数为正。如果企业要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增大会计利润,则往往会出现更高的异常生产成本、更低的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和更低的异常酌量性费用。上述结果说明金税三期的实施有效抑制了低税负组企业的过度生产和销售操纵。
(1) | (2) | (3) | (4) | (5) | (6) | |
$ DPROD $
|
$ DPROD $
|
$ DCFO $
|
$ DCFO $
|
$ DEXP $
|
$ DEXP $
|
|
$ TD $
|
0.001 | 0.002 | −0.007** | −0.007** | 0.000 | 0.000 |
(0.452) | (0.552) | (−2.354) | (−2.481) | (0.221) | (0.093) | |
$ TD\times LALL $
|
−0.011*** | 0.007** | 0.002 | |||
(−3.300) | (2.379) | (1.452) | ||||
$ TD\times LALL1 $
|
−0.012*** | 0.008*** | 0.003* | |||
(−3.494) | (2.727) | (1.735)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企业、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样本数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调整后R2 | 0.085 | 0.085 | 0.034 | 0.034 | 0.267 | 0.267 |
注:括号内为公司聚类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
(三)动态模型分析
本文借鉴Beck等(2010)的方法,采用时间动态变化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分时段来看金税三期实施对盈余管理方式和水平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 \begin{aligned} {AM}_{i,t}/{RM}_{i,t}=&{\beta }_{0}+{\beta }_{1}\sum _{j=2}^{8}{D}_{i,t}^{-{{j}}}+{\beta }_{2}\sum _{j=0}^{5}{D}_{i,t}^{+{{j}}}+{\beta }_{3}{GROUP}_{i}\times \sum _{j=2}^{8}{D}_{i,t}^{-{{j}}}+{\beta }_{4}{GROUP}_{i}\times \sum _{j=0}^{5}{D}_{i,t}^{+{{j}}} \\ & +\sum {CONTROLS}_{i,t}+{\mu }_{i}+{\lambda }_{t}+{\gamma }_{c}+\varepsilon \end{aligned} $ | (9) |
其中,D表示金税三期年份虚拟变量:当第t年企业i所属地区处在金税三期上线前j年,则
表7列示了动态模型结果,其中
|
$ GROUP=HRPT1 $
|
|||||||
(1) | (2) | (3) | (4) | |||||
$ AM $
|
$ RM $
|
$ AM $
|
$ RM $
|
|||||
$ y\_8 $
|
−0.002 | (−0.750) | −0.016 | (−1.191) | 0.002 | (0.692) | −0.002 | (−0.191) |
$ y\_7 $
|
0.002 | (0.520) | −0.019 | (−1.442) | 0.002 | (0.502) | −0.005 | (−0.405) |
$ y\_6 $
|
−0.000 | (−0.072) | −0.002 | (−0.193) | 0.001 | (0.366) | −0.014 | (−1.284) |
$ y\_5 $
|
0.003 | (1.185) | 0.001 | (0.085) | 0.004 | (1.326) | −0.007 | (−0.679) |
$ y\_4 $
|
0.003 | (1.130) | −0.003 | (−0.326) | 0.003 | (1.059) | −0.005 | (−0.522) |
$ y\_3 $
|
0.003 | (1.243) | 0.003 | (0.369) | −0.001 | (−0.513) | −0.016* | (−1.884) |
$ y\_2 $
|
0.001 | (0.334) | −0.005 | (−0.684) | −0.001 | (−0.403) | −0.005 | (−0.631) |
$ y\_0 $
|
0.002 | (1.062) | −0.018** | (−2.415) | 0.003 | (1.504) | −0.011 | (−1.510) |
$ y1 $
|
0.005** | (1.976) | −0.029*** | (−3.508) | 0.005** | (2.365) | −0.008 | (−0.944) |
$ y2 $
|
0.009** | (2.526) | −0.019 | (−1.544) | 0.007** | (2.013) | 0.002 | (0.208) |
$ y3 $
|
0.006 | (1.307) | −0.044** | (−2.419) | 0.001 | (0.130) | −0.003 | (−0.165) |
$ y4 $
|
0.009 | (1.287) | −0.057** | (−2.568) | −0.005 | (−0.713) | −0.022 | (−0.998) |
$ y5 $
|
0.003 | (0.160) | 0.017 | (0.283) | 0.034 | (1.064) | −0.065 | (−1.224) |
$ {D}_{i,t}^{{j}} $
和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企业、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
调整后R2 | 0.305 | 0.107 | 0.305 | 0.106 | ||||
注:括号内为公司聚类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
(四)稳健性检验
1. 应计盈余管理度量。本文进一步借鉴McNichols(2002)将Dechow和Dichev(2002)及Jones(1991)的方法结合起来的思路来估计应计盈余管理,模型具体形式如式(10)所示,
$ \frac{{\Delta WC}_{i,t}}{{A}_{i,t-1}}={\delta }_{0}+{\delta }_{1}\frac{{\Delta REV}_{i,t}}{{A}_{i,t-1}}+{\delta }_{2}\frac{{PPE}_{i,t}}{{A}_{i,t-1}}+{\delta }_{3}\frac{{CFO}_{i,t-1}}{{A}_{i,t-1}}+{\delta }_{4}\frac{{CFO}_{i,t}}{{A}_{i,t-1}}+{\delta }_{5}\frac{{CFO}_{i,t+1}}{{A}_{i,t-1}}+{\varepsilon }_{i,t} $ | (10) |
2. 联立方程检验替代关系。本文进一步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来检验金税三期实施前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变化。联立方程如下:
$ {RM}_{i,t}={\beta }_{0}+{\beta }_{1}{AM}_{i,t}+{\beta }_{2}{TAXALL}_{i,t}+\sum {CONTROLS}_{i,t}+{\mu }_{i}+{\lambda }_{t}+{\gamma }_{c}+\varepsilon $ | (11) |
$ {AM}_{i,t}={\alpha }_{0}+{\alpha }_{1}{RM}_{i,t}+{\alpha }_{2}{TAXALL}_{i,t}+\sum {CONTROLS}_{i,t}+{\mu }_{i}+{\lambda }_{t}+{\gamma }_{c}+\varepsilon $ | (12) |
表8和表9列示了联立方程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中RM和AM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金税三期实施前,纳税不遵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呈现互补关系;列(3)和列(4)中RM和AM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金税三期实施以后,纳税不遵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变成替代关系。而列(5)—列(8)显示,对纳税遵从企业来说,在金税三期实施前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始终呈现互补关系。
低税负组 | 高税负组 | |||||||
金税三期前 | 金税三期后 | 金税三期前 | 金税三期后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 RM $
|
$ AM $
|
$ RM $
|
$ AM $
|
$ RM $
|
$ AM $
|
$ RM $
|
|
$ RM $
|
0.077*** | −0.023*** | 0.078*** | 0.025*** | ||||
(21.747) | (−3.569) | (27.018) | (5.551) | |||||
$ AM $
|
1.324*** | −0.315*** | 1.117*** | 0.352*** | ||||
(21.747) | (−3.569) | (27.018) | (5.551) | |||||
$ TAXALL $
|
0.090*** | −0.199** | 0.007 | 0.057 | 0.026** | 0.057 | 0.024 | −0.160*** |
(4.387) | (−2.313) | (0.255) | (0.535) | (2.441) | (1.391) | (1.468) | (−2.640)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企业、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样本数 | 4 418 | 4 418 | 1 761 | 1 761 | 8 059 | 8 059 | 3 431 | 3 431 |
调整后R2 | 0.297 | 0.063 | 0.298 | 0.107 | 0.311 | 0.082 | 0.316 | 0.070 |
注:括号内为公司聚类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
高关联交易组 | 低关联交易组 | |||||||
金税三期前 | 金税三期后 | 金税三期前 | 金税三期后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AM $
|
$ RM $
|
$ AM $
|
$ RM $
|
$ AM $
|
$ RM $
|
$ AM $
|
$ RM $
|
|
$ RM $
|
0.075*** | −0.031*** | 0.079*** | 0.043*** | ||||
(22.769) | (−5.317) | (26.263) | (8.867) | |||||
$ AM $
|
1.230*** | −0.425*** | 1.160*** | 0.593*** | ||||
(22.769) | (−5.317) | (26.263) | (8.867) | |||||
$ TAXALL $
|
0.100*** | −0.235*** | 0.050** | −0.070 | −0.003 | 0.153*** | −0.003 | −0.144** |
(6.631) | (−3.829) | (2.112) | (−0.798) | (−0.289) | (3.334) | (−0.178) | (−2.217)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企业、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样本数 | 5 347 | 5 347 | 2 120 | 2 120 | 7 130 | 7 130 | 3 072 | 3 072 |
调整后R2 | 0.332 | 0.080 | 0.284 | 0.114 | 0.291 | 0.073 | 0.327 | 0.058 |
注:括号内为公司聚类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
(五)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金税三期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方式和水平的机制,即金税三期通过抑制纳税不遵从企业的避税行为,从而提高企业税负,导致真实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显著上升,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纳税不遵从企业的税负在金税三期实施后是否显著增加。模型如下:
$ \begin{aligned} {TAXALL}_{i,t}= & {\beta }_{0}+{\beta }_{1}{TD}_{i,t}+{\beta }_{2}{GROUP}_{i}+{\beta }_{3}{TD}_{i,t}\times {GROUP}_{i}+{\beta }_{4}{SIZE}_{i,t}+{\beta }_{5}{LEV}_{i,t} +{\beta }_{6}{CAP}_{i,t}\\ & +{\beta }_{7}{INVENT}_{i,t}+{\beta }_{8}{LABOR}_{i,t}+{\beta }_{9}{SG}_{i,t}+{\beta }_{10}{STATE}_{i,t}+{\mu }_{i}+{\lambda }_{t}+{\gamma }_{c}+\varepsilon \end{aligned}$ | (13) |
表10中列(1)和列(5)金税三期实施虚拟变量(TD)的系数不显著,但TD和分组变量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税三期的反避税作用具有针对性,确实抑制了低税负组和高关联交易组企业的避税行为,导致税负上升。
$ TAXALL $
|
$ TAXALL1 $
|
|||||||
$ LALL $
|
$ HRPT1 $
|
$ HRPT2 $
|
$ LALL1 $
|
$ HRPT1 $
|
$ HRPT2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TD $
|
−0.000 | −0.004** | −0.002 | −0.002 | −0.001 | −0.004*** | −0.002 | −0.002 |
(−0.278) | (−2.541) | (−1.340) | (−1.286) | (−0.417) | (−2.708) | (−1.371) | (−1.380) | |
$ TD\times GROUP $
|
0.010*** | 0.004** | 0.004** | 0.010*** | 0.004** | 0.004** | ||
(6.846) | (2.495) | (2.425) | (7.001) | (2.355) | (2.436)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企业、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样本数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17 669 |
调整后R2 | 0.182 | 0.186 | 0.182 | 0.182 | 0.174 | 0.177 | 0.174 | 0.174 |
注:括号内为公司聚类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
(六)异质性分析
本文认为金税三期实施加强了纳税不遵从企业的税收监管,使其真实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上升,而偏好采用应计盈余管理来替代真实盈余管理。国有控股公司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税收的敏感性较低(叶康涛和刘行,2011),因此国有企业本身税负较高(吴联生,2009),且在决策时较少考虑企业的税收成本(王跃堂等,2010,2012)。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避税动机更强。此外,国有控股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比非国有控股公司要弱(张友棠和熊毅,2017;吴秋生和马文琪,2021)。因此,金税三期的实施对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表11列示了股权性质分组下金税三期对企业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结果支持了上述分析。
(1) | (2) | (3) | (4) | (1) | (2) | (3) | (4) | |
$ AM $
国企组 |
$ AM $
非国企组 |
$ AM $
国企组 |
$ AM $
非国企组 |
$ RM $
国企组 |
$ RM $
非国企组 |
$ RM $
国企组 |
$ RM $
非国企组 |
|
$ TD $
|
0.001 | 0.001 | 0.001 | 0.000 | 0.008 | 0.006 | −0.002 | 0.001 |
(0.484) | (0.314) | (0.391) | (0.029) | (0.930) | (0.853) | (−0.214) | (0.174) | |
$ TD\times LALL $
|
0.001 | 0.004* | −0.018* | −0.023*** | ||||
(0.343) | (1.960) | (−1.674) | (−3.070) | |||||
$ TD\times HRPT1 $
|
0.001 | 0.004** | 0.006 | −0.005 | ||||
(0.456) | (2.338) | (0.608) | (−0.749)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企业、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样本数 | 5 777 | 11 892 | 5 777 | 11 892 | 5 777 | 11 892 | 5 777 | 11 892 |
调整后R2 | 0.278 | 0.315 | 0.278 | 0.315 | 0.099 | 0.118 | 0.098 | 0.117 |
注:括号内为公司聚类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
六、结 论
企业通过权衡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的收益和成本进行盈余管理决策(Zang,2012)。本文通过我国税务智能化征管平台实施的自然实验,研究了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作为税务征管智能化的平台,金税三期建立了统一规范的应用系统平台和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可以有效实现对纳税不遵从企业的精准化监管。因此,随着金税三期的实施,纳税不遵从企业的避税难度和成本显著增加,避税行为大幅减少,税负明显上升,从而导致真实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显著增加,公司更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而非真实盈余管理。同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这一替代现象主要出现在税率提升到较高水平时。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各地区分时点实施金税三期作为外生事件,区分企业纳税遵从特征,检验了金税三期实施对企业盈余管理方式和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纳税遵从企业相比,实施前纳税不遵从企业在金税三期实施后税负显著增加;(2)金税三期实施后,纳税不遵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显著增加;(3)金税三期实施后,纳税不遵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显著减少或者不变,区分销售操纵、生产操纵和酌量性费用操纵的检验结果一致;(4)金税三期实施后,纳税不遵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替代作用增强。
本文不仅丰富了现有的税收征管学术研究,也为我国税收监管的智能化发展和税收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认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在税率突破一定阈值时存在替代关系,税收作为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成本会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决策,本文的研究为税收和盈余管理方面的文献提供了有益补充。此外,本文研究表明,金税三期的实施能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加强政府税收监管,多渠道多部门的信息融合对经济管理颇有助益,因此税收智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必然趋势。同时,本文发现以金税三期为代表的智能化监管可以有效区分企业的纳税遵从程度,实现精准化监管。这说明加强税收监管并非无差别征税,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依法治税。税收不仅是政府的一大经济来源,也会影响企业财务决策,健康的税收环境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的良性发展。
① 信息来源:国家税务总局,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198441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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