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出于个人薪酬、公司再融资或股价等因素的考虑，常有粉饰公司会计业绩的动机。粉饰会计业绩的方法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调整应计项，如重估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来调整年度计提的折旧费用，从而改善会计盈余；另一类则是操纵真实交易活动，如生产额外的产品以降低单件产品所分摊的固定成本，从而达到降低当期售出商品的成本和提升当期利润的目的（Roychowdhury，2006）。与应计盈余管理只需进行一些“纸面工作”不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需要有真实的经营活动来支撑。在做出盈余管理决策时，管理层需要考虑这两类方法的优先顺序（Zang，2012；刘宝华等，2016）。这两类盈余管理行为都可能使公司未来陷入盈余反转和股价下跌的窘境，损害投资者的利益（DeFond和Park，2001；Vorst，2016）。

虽然审计师对财务报表的信息质量只是提供有限的保障，但是公司一旦遭遇诉讼，审计师通常难以独善其身。2018年证监会对123名注册会计师采取了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了个人的诚信档案。面对越来越严格的行业监管，审计师的自我保护机制亟待完善。对于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审计师所能采取的措施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审计师在与管理层沟通后，可以要求公司调整相关账户的金额，从而降低自身的审计检查风险；而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由于相关财务数据有真实的经营活动来支撑，会计只是如实记录这些经济活动，审计师即使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也无法要求管理层进行相关调整。因此，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审计师或者通过提高审计收费的方式，要求公司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或者直接“用脚投票”，辞去相关的审计工作（Kim和Park，2014；李留闯和李彬，2015），是否据此调整自身的审计行为却无从知晓。

2015年推出的《国际审计准则》对审计报告的内容做了重大修改，在审计报告中引入了“关键审计事项”这一全新的内容，要求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增加披露对审计过程中关键问题的确定和应对等。我国在2016年底修订《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下文简称新审计准则）时做了趋同规定，于2017年1月1日在A+H股公司的年报审计工作中首先开始执行，并于次年推广至所有A股上市公司，以此来提升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被审计单位和审计活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实际上给予了审计师充分的自主性，审计师可以借此机会记录和披露所做的审计努力，展现自身的“勤勉尽责”。而由此留下的文字可视为一种公开披露的“工作底稿”，如果审计师未来面临相关的诉讼等风险，这种特殊的底稿无疑将具有一定的“免责”功能。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猜想。本文在比较阅读了审计报告中的这部分内容后，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度量了这部分内容的差异化程度，发现当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较为严重时，审计师在“关键性审计事项”部分的披露更具个性化。

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第一，首次发现审计师会在审计报告的“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对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做出反应，表明审计师对公司的这类行为有所知晓，并对相关项目做了有针对性的审计努力，以控制与之相关的审计风险。关键审计事项的应对部分作为审计师的行为记录揭示了这一点。但鉴于现有审计方法和程序的约束有限，本文为审计研究和实践活动提出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审计工作究竟如何更加积极地应对和处理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第二，本文发现作为审计师的审计行为记录，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可视作一种公开披露的特殊“工作底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为审计师“免责”的功能。审计师可以借此证明自身的审计努力，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审查、监管谈话和诉讼等。本文为理解“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沟通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其不再局限在“帮助报表的预期使用者了解被审计单位”层面，对于评估新审计准则的这一重大变化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三，本文运用文本相似度的方法来度量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个性化披露水平，为评价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整体披露质量提供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这对未来评估和提升审计报告内容的信息含量将有所裨益。

二、制度背景、文献简述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传统的审计报告形式比较固定，要素主要包括：（1）标题；（2）收件人；（3）引言段；（4）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段；（5）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段；（6）审计意见段；（7）注册会计师的签名和盖章；（8）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地址和盖章；（9）报告日期。在这样的要素规范下，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只是有限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基本不存在重大错报风险，但并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2015年1月15日，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国际审计准则第701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要求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内容（Communicating Key Audit Matters），以提高审计工作的透明度，让报表使用者更好地了解被审计单位，以及已审计财务报表中所涉及的重大管理层判断。我国的审计准则在2016年12月23日进行了趋同的调整。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为观察和分析审计师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要求，审计师需要在原先的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内容。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对具体的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需要说明事项“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原因”，即“事项描述”（Key Audit Matter）；其二是阐述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是如何应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即“审计应对”（How our audit addressed the Key Audit Matter）。在对外披露之前，审计师需要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中来确定关键审计事项，尤其是涉及管理层判断的重大领域。

（二）文献简述

在审计报告中引入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准则的重大变化，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兴趣。但我国新审计准则是逐步推广实施的，最先在A+H股公司2016年年报的审计活动中实施，于次年推广至所有A股上市公司，因而相关数据较少。现有文献主要对我国审计师的这项实践活动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介绍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分布和分类等（冉明东和徐耀珍，2017；李晓铮，2018；路军和张金丹，2018）。相关经验研究主要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DID）方法，评估了新审计准则的实施效果。现有研究发现，在实施新审计准则之后，公司的审计质量有所提升（杨明增等，2018），而且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与A+H股公司拥有共同签字会计师的A股公司审计质量也有所提升（鄢翔等，2018），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有所下降（李延喜等，2019）。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王艳艳等，2018），提升了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赵刚等，2019），降低了个股的股价同步性（王木之和李丹，2019），但也有文献没有找到审计质量有实质性提升的经验证据（张金丹等，2019）。

现有研究大多没有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具体内容及其文本特征展开分析，也没有考察这部分新增内容所揭示的审计师的具体审计行为。只有王艳艳等（2018）在检验关键审计事项的沟通功能时，考察了A+H股公司关键审计事项的具体内容，分析了这部分内容的可读性、语调和精确度等文本特征与审计报告市场反应的关系，发现表述方式能够影响审计报告的沟通效果。

现代审计工作是风险导向审计，关键审计事项尤其是审计应对部分，作为审计师履职行为的重要记录，与审计风险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受数据的限制，对于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是否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感知，现有研究更多地采用了实验方法，发现增加披露新的内容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被审计对象（Christensen等，2014；张继勋和韩冬梅，2014）。学者还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要求还可以增进审计师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张继勋等，2016），影响审计师对审计责任的感知（Kachelmeier等，2017；韩冬梅和张继勋，2018）。相关研究还表明，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报告的使用者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能够提醒报表的使用者关注相关问题，降低审计师所感知的自身审计责任。如果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后续被发现存在重大错报，由于审计师对此已经做过说明，报表的使用者会据此推定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合理的应对（Kachelmeier等，2017；韩冬梅和张继勋，2018）。但如果在关键审计事项中要求审计师增加“结论性评价”，考虑到明确的结论性评价具有一定的“保证”色彩，则这种情形下审计师所感知的审计责任反而会有所增加（韩冬梅和张继勋，2018）。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使企业偏离了正常的经营活动，对未来业绩和企业价值造成了损害。而投资者在蒙受巨额损失时，通常会将审计师作为索赔的对象之一，以期挽回部分损失。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无疑会增加审计师的风险，但现有审计方法和流程的约束却微乎其微。对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审计师可以调整会计估计、会计政策和会计差错更正等方法进行约束，因而对于应计盈余管理所导致的重大错报，审计师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无疑对审计师的影响更大，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身不属于审计师审计责任的范畴。现有研究发现，当实施SOX法案或者审计师的审计责任大时，以及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好的地区，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Cohen等，2008；Abbott等，2019李增福与曾慜，2017）。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审计师存在增加审计收费或辞去审计工作等消极的应对措施（Kim和Park，2014；曹国华等，2014；李留闯和李彬，2015）。但较少有研究关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审计行为的影响，如审计师是否知晓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是否据此调整自身的审计行为等。

（三）研究假说

1.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及其风险。为了推高当期的会计利润，基于真实交易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包括三类（Roychowdhury，2006）：第一类是超额生产，通过生产额外的产品来降低单件产品所分摊的固定成本，降低售出商品所结转的营业成本，从而提升营业利润；第二类是调整费用，减少当期的一些非必需的费用，如降低销售费用、研发支出等，削减这些费用并不会对当期的经营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可以提升当期会计利润；第三类是通过额外的价格折扣和商业信用等促销手段来提升销售业绩，推高当期会计利润。现有研究发现，在IPO、增发股票以及盈余阈值达标等情形下，公司存在通过真实交易来推高会计利润的行为（Cohen和Zarowin，2010；Chan等，2015；蔡春等，2013；王福胜等，2014；李增福和曾慜，2017；谢德仁等，2018）。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虽然实现了推高当期会计业绩的目标，但是企业面临未来存货积压、客户订货量收缩和应收账款坏账率上升等风险（Cohen和Zarowin，2010）。现有研究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未来业绩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未来2−3年内依然显著，表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的影响是长期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使企业偏离了正常经营，对未来业绩和企业价值造成了损害（Cohen和Zarowin，2010；Zang，2012；李彬和张俊瑞，2009，2010；李增福等，2012；蔡春等，2013；王亮亮等，2013；王福胜等，2014），未来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也更高（Li等，2011）。

2. 审计师“知其事而不能言”。依据审计保险理论，尽管审计师只为财务报告的质量提供合理保证，但是投资者在蒙受损失时通常会将审计师列为索赔的对象之一，以挽回部分损失（Stice，1991；Baber等，1995；Kim和Park，2014；李留闯和李彬，2015）。对于投资者因公司财务造假所蒙受的损失，审计师甚至可能被要求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理论上存在负担全部损失的可能。企业推高利润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虽然对当期的审计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增加未来的审计风险。尽管我国实施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制度，审计师为同一机构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时间不得超过5年，但是这一限制比较容易绕过，审计师只需在2年的间隔期内安排“过渡审计师”，之后又可以重新提供审计服务（李爽和吴溪，2006；张娟等，2011）。因此，审计师通常会为同一家上市公司服务较长年限，对于未来业绩恶化所带来的风险，审计师难以视而不见。

审计师通过对公司的纵向比较和同行业公司间的横向比较以及与管理层的沟通，并不难知悉这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如果管理层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足够强，则不排除在此同时还实施了应计盈余管理和其他可能的违规行为（Zang，2012），特别是在IPO和定向增发等情形下（李增福等，2012；蔡春等，2013）。因此，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审计风险的“红旗”，审计师在知晓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后，必然会提高对公司其他行为的警惕。

审计风险包括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三类，其中检查风险是审计师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进行管理和控制的风险。但分析上述三类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后可以发现，现有的审计活动很难有效应对。比如，当公司管理层有意通过超额生产的方法来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时，在制定生产计划时就会有所考虑，生产计划的产生和执行都严格遵循决策的流程，对生产环节的原料采购、产品的出库和入库等都记录得详细而完整。无论是执行符合性测试还是生产和存货循环的审计，审计师都难以找出其中的问题。再如，管理层通过削减当期的研发投入来提升利润，由于研发活动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判断削减的合理性又需要一定的技术知识储备，因此审计师的工作面临较大的困难。而如果决策的流程符合规定，各项记录完备，审计师则无法对此提出意见。与上述两类行为类似，审计师同样很难对企业通过销售折扣和商业信用的方式来增加营业收入的情况采取有效的应对举措。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基于真实的经济活动，而会计处理只是确认和记录经济活动，只要会计处理方法遵循会计准则要求，会计账户如实记录且内容完整，按照审计方法和程序，审计师就会发表标准无保留意见。此外，传统的审计报告内容相对简略，当被审计对象存在较为严重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时，审计师无法在审计报告中揭示这类风险。如果感知到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所带来的风险，审计师可以增加相关审计程序和投入更多审计资源，对可能受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项目，如存货、各项费用和收入等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审计，降低重大错报风险（李留闯和李彬，2015）。审计师还可能提高审计收费标准（李留闯和李彬，2015；李明与万洁超，2015），甚至用脚投票，辞去相关审计业务工作（Kim和Park，2014）。而审计师对此所做的审计努力却无法向外人道。

3. 关键审计事项：公开披露的特殊“工作底稿”。新审计准则的实施特别是关键审计事项部分为审计师充分披露自身的审计行为提供了空间，而且审计师在执行新审计准则时会调整自身的审计行为（鄢翔等，2018）。关键审计事项是“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审计师需要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中选取”，其内容和形式并不固定。审计师可以在这部分详细描述和记录自身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判断和相应的审计行为。以仁智股份（代码：002629）的审计报告为例，审计师在对“营业收入的确认”这一关键审计事项进行“审计应对”时，强调实施了“收入及采购的细节测试，抽取占收入总额比例85%以上的采购合同、采购入库单、采购入库凭证、付款凭证、销售合同、客户签收单（工程结算单）、收入确认凭证，收款凭证进行核对，检查是否存在异常”。以博深工具（代码：002282）的审计报告为例，同样是对“营业收入的确认”进行“审计应对”，审计师则是“获取并检查公司主要客户交易资料，包括销售业务订单、合同、发票、出库单、出口报关单、第三方货运单据、银行收款单据等，确认交易的真实性以及收入确认的准确性，关注是否存在销售退回情况，分析其对销售收入确认的影响”。

4. 特殊“工作底稿”的“免责功能”属性。作为审计师履职时的记录，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为其“免责”的功能。相关记录揭示审计师在现有条件下已做了足够充分的审计，只能对报表质量给予合理保证，即使公司存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也不属于审计师必须担责的“重大错报风险”。即使公司积聚的风险在未来爆发，审计师也可以据此从容地辩称自己在审计时已经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审计工作，发现和披露这些风险已非自己的职责范围。比如，通过比对仁智股份（代码：002629）和博深工具（代码：002282）的审计报告，整体上两者的“审计应对”在内容上有重合的部分，但是仁智股份的审计师除了实施销售方面的常规测试外，还做了采购方面的测试，检查了采购合同、采购入库单等，并明确了抽取比例为85%以上，而博深工具的审计师只做了销售方面的常规测试。这些细微的差异可以使阅读者感受到仁智股份的审计师的审计行为更加详尽。如果未来出现存在虚构收入、业绩恶化等风险，仁智股份的审计师所需担当的责任相对更小。

在相关风险暴露时，审计工作的底稿无疑是最核心的证据。但工作底稿的内容通常非常繁杂，需要从中综合和提炼出主要观点，过程必然非常复杂，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社会资源。因此，从提供证据的便捷性和客观性来看，关键审计事项更具优势。比如，在华泽钴镍（代码：000693）的2015年财务造假案中，上市公司的资金转移是通过与隐藏的关联方交易实现的，负责审计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当时的情境下无法发现这类行为，因而状告了证监会。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瑞华是否尽职，而由于证监会没有返回相关审计工作底稿，瑞华强调无法依据底稿来回应证监会的疑问，证监会在庭审上明确解释是因为担心瑞华涂改底稿而未将其返回。如果当时已经执行新审计准则，审计师在公开的审计报告中会扼要记录关键审计事项和自身的关键应对活动，这对避免这类争议无疑非常有帮助。此外，关键审计事项是事先披露的，报表的使用者在阅读时能提前感知审计师对相关事项已经做了应对和处理。这可以阻退一些无效的诉讼，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综上分析，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提升审计师的风险，虽然审计师能够感知公司的这类行为，但是现有的审计方法和流程不能进行有效约束。为此，审计师可以对相关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审计工作，以尽可能地降低自身风险，并在关键审计事项的报告中记录相关的审计行为。由于这些审计行为是审计师结合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情况而“定制”的，在审计报告中记录和陈述时将更具个性化，而非简单地“随大流”。作为这种差异化表述的副产品，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工作底稿”，具有为审计师“免责”的功能，审计师在未来遇到相关风险时可以以此为自己“辩护”。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对于实施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公司，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披露差异化程度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部分作为基础分析文档，其他主要变量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鉴于计算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时需要依照行业进行回归，为了保证回归的有效性，本文要求行业中至少有15个观测值；而重要的控制变量操纵性应计的计算需要至少两年的数据，本文剔除了数据不完整的观测值，最终的样本观测值有2 550个。此外，为了减轻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表1统计了公司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的类别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公司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平均有2项左右，“收入”是最为普遍的关键审计事项，超过50%的公司涉及这类关键审计事项。其次是“减值”事项，包括商誉减值、固定资产减值等，也有近50%的公司涉及这类关键审计事项。在具体项目中，商誉、应收账款和存货通常也被认为是关键事项。

（二）检验模型

本文使用模型（1）来检验研究假说，预期真实盈余管理（RTM）与关键审计事项相似度（AUDRPTS）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师在公司审计报告中对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越有别于其他公司。参考Roychowdhury（2006）以及Cohen和Zarowin （2010）的研究，本文构建变量RTM（APROD−ADISEXP−ACFO）来度量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关键审计事项相似度（AUDRPTS）则采用与同行业其他公司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Cosine相似度均值来衡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审计特征变量，包括公司年报的审计意见（OPINION），如果是标准无保留意见，则赋值为1，其他意见则赋值为0。这主要是考虑到对于标准无保留之外的非标意见，审计师对一些事项会做额外的说明。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审计师的相关特征，包括是否为“国际四大所”（BIG4）、是否为A+H股（AH）、审计师是否有关键审计事项的处理经验（AHEXP）、事务所的任期（TENURE）和审计收费（AUDFEE）以及审计时滞（AUDHOUR）。第二类是公司治理特征变量，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SHR）、管理层收入（MNGPAY）、管理层持股（MNGSHR）和产权性质（SOE）。第三类是公司财务特征变量，包括操纵性应计程度（DA）、总资产规模（SIZE）、盈利水平（ROA）和财务杠杆（LEV）。最后，本文控制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文档特征，包括文档的长度（PRTLENTH）和阅读难度，前者用文档所包含的字数来度量，后者用文档的迷雾指数（RPTFOG）来度量。

（三）描述性统计

表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不同公司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关键事项描述部分的相似度（KMATS）均值为0.33，而审计应对部分的相似度（ADDRES）均值为0.41，前者要低于后者。这表明在判断不同公司的关键审计事项时，审计师更多地考虑了公司的特征，而鉴于审计方法的相似性，审计报告中审计应对阐述的相似度相对较高。

在主要解释变量中，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TM）的均值为0，中位数为0.02，最大值为0.59，最小值为−0.76。这表明样本中既包含显著向上推高利润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又存在显著向下隐藏利润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在控制变量中，关键审计事项的文档长度为906个字（剔除停用词、标点等），最长的为2 253个字，最短的只有257个字，在篇幅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从易读性来看，关键审计事项文档的迷雾指数均值为21.16，阅读难度最大的迷雾指数达到31.85，阅读难度最小的则只有14.17，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结果分析

表3是本文研究假说的检验结果。列（1）结果显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TM）对关键审计事项相似度的回归系数为−0.006，但并不显著异于零（t值为−0.73）。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存在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当RTM>0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提升了当期利润；而当RTM<0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降低了当期利润（李增福等，2012）。为此，本文依据RTM是否大于零划分出两个子样本，列（2）和列（3）是区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向之后的检验结果，其中列（2）是正向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列（3）是负向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列（2）结果显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TM）对关键审计事项相似度的回归系数为−0.040，t值为−2.3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异于零。这说明基于真实活动实施向上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与其他公司的相似度越低，表明审计师在这部分做了差异化的披露。而列（3）结果显示，当公司隐藏利润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TM）与关键审计事项相似度并不显著相关。现有文献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未来业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ohen和Zarowin，2010；蔡春等，2013；王亮亮等，2013）。当实施向上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时，企业未来业绩会降低，审计师风险增加。而实施向下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对未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如果企业提前支付和确认了更多的研发费用、广告支出等，这虽然对当期会计利润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对未来业绩具有正向影响。实施负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企业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业绩表现，投资者蒙受损失的概率更低，审计师未来面临的风险自然也更低。因此，审计师会更加关注向上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非向下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此外，列（1）中关键审计事项的篇幅（RPTLENTH）与相似度（AUDRPTS）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69，t值为20.67。这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篇幅越长，整体相似度越高，差异化程度越低。考虑到差异化程度的计算会受到文档篇幅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显著为正的机械相关性是可以理解的。在文档易读性方面，关键审计事项的阅读难度（RPTFOG）与相似度（AUDRPTS）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03，t值为−6.45。这表明用词专业性越强、阅读难度越高，关键审计事项的差异化越明显。

（二）进一步讨论

1. 关键审计事项描述部分与审计应对部分的差异化。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包括“事项描述”和“审计应对”两个部分，前者陈述了关键事项的内容，后者则记录了审计师对关键事项所做的审计应对。本文将模型（1）中的因变量替换为关键事项描述部分的相似度（KMATS）和审计应对部分的相似度（ADDRES），进一步考察了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4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RTM）分别对事项描述部分相似度（KMATS）和审计应对部分相似度（ADDRES）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结果显示，在区分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方向之后，RTM和KMATS之间的回归系数依然不显著异于零（t值分别为−1.15和1.37）。这表明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RTM）与这部分相似度（KMATS）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公司是否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及其方向和程度与审计师确定的关键审计事项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事项描述部分的主体内容通常是引述事项所涉及的财务信息，单项关键事项的描述部分约为200字，且有较为固定的表述方式，比如常以“鉴于……且需要管理层做出重大判断，为此我们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结尾。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多地反映在相关财务数值上，而非这部分的文字表述上。

列（3）和列（4）结果显示，在区分了盈余管理的方向之后，当公司实施向上推高盈余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时（RTM>0），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TM）与审计应对部分的相似度（ADDRES）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0.042，t值为−2.43；而当公司实施向下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时，回归系数为0.023，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异于零（t值为1.74）。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如果感知到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审计师在实践中会履行更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作为审计师审计努力记录的关键审计事项应对部分的相似度更低，而且当公司实施向上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时，审计师的这种表现更加明显。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发现，由于向上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兼具真实和合规的特点，现有的审计方法和程序并不能很好地降低审计师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尽管审计师在对确定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描述时并没有揭示更多的信息，但是审计师的审计应对却受到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实施的审计程序更有针对性，因此在关键审计事项应对部分的陈述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

2.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存货”关键事项的被择概率和应对部分相似度。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包括调节生产计划以改变产品售出时的营业成本、调节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支出等以及使用商业信用等政策来影响客户的购买行为。当通过超额生产来降低单件产品的成本时，企业的库存原料和产品可能会有所上升。企业调整当期的业务招待费或广告费等项目支出以及商业信用政策等都可能会影响销售，进而对存货的流转产生影响。为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是否选择“存货”作为关键审计事项，以及相关审计应对部分的相似度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本文运用LOGIT回归模型检验了“存货”相关事项的被择概率（INVENT）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TM）之间的关系。INVENT为虚拟变量，如果关键审计事项中存在“存货”相关事项，则INVENT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表5中列（1）结果显示，RTM的回归系数为0.691，Z值为2.13，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师越有可能选择“存货”相关事项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存货”相关事项的审计应对部分相似度（ADDRES）与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挑选所有“存货”关键审计事项的应对部分表述组成一个新的数据集，计算出这类事项审计应对部分的相似度，然后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中列（2）。可以看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存货”关键审计事项应对部分的相似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TM的回归系数为−0.043，t值为−3.40。列（3）和列（4）是区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向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当公司实施的是向上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时，RTM的回归系数为−0.071，t值为−2.34。这表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应对部分的相似度越低，说明审计师在“存货”关键事项应对部分的表述差异化明显，对“存货”相关项目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审计工作。列（4）结果则说明，这种差异化表述现象主要存在于实施向上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样本中。

3.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减值”关键事项的被择概率和应对部分相似度。应计项是审计工作复核的主要内容。对于应计项，审计师可以通过要求企业调整相关会计处理的科目和金额来降低自身的风险。现有研究表明，增加审计师的法律责任，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会显著减少（Cohen等，2008）。如果公司实施应计盈余管理，审计师完全可以通过与公司管理层和财会人员的沟通来调整账目，而非执行差异化的审计程序并在关键审计事项中做差异化的表述。“减值”核算是对资产负债表上非现金资产的会计处理，可以认为是“纯粹”的应计会计处理，如果公司借此调整会计盈余，则属于典型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而非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为此，本文考察了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是否选择“减值”作为关键事项，以及相关审计应对部分的相似度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减值”关键事项主要包括各类资产的减值，通过关键审计事项中是否包含“减值”和“准备”等关键词来判断。

本文运用LOGIT回归模型检验了“减值”关键事项的被择概率（IMPAIR）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IMPAIR为虚拟变量，如果审计报告中包括“减值”关键事项，则IMPAIR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表6中列（1）结果显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RTM）与“减值”关键事项的被择概率（IMPAIR）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审计师并没有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将“减值”作为关键审计事项。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减值”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部分的相似度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列（2）结果显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RTM）与审计师在这部分表述的相似度（ADDRES）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02，t值为−0.25，表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列（3）和列（4）区分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方向，回归结果也均不显著。依照上文的分析，“减值”关键审计事项涉及的是应计项，与应计盈余管理关系更加密切，而非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因此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列（1）结果还显示，操纵性应计（DA）与“减值”关键事项被择概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1.298，Z值为−2.01，表明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师越少将“减值”作为关键审计事项。可能的解释是，与应计盈余管理相关的风险是审计师可控的，如果最终对外披露的年报揭示了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则表明审计师没有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审计，因而较少将“减值”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1）调整主要变量的度量方法；（2）选择Jaccard相似度来计算文档之间的相似度；（3）运用RTM2来衡量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4）使用仅包含制造业公司的子样本进行相关检验；（5）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固定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结果是一致的。

五、结　论

本文检验了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与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陈述的差异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较为严重，存在明显向上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时，审计师更倾向于在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做差异化的陈述。相对于关键事项描述部分，这种差异化更多地体现在审计师在审计应对部分的陈述。但对于负向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审计师却并没有在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做明显差异化的陈述。

由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基于真实的交易行为，现有的审计方法和程序并不能很好地对其进行约束。向上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会损害公司的远期利益，给审计师带来风险。为了规避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审计师会开展有针对性的审计，并记录在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应对”部分，使得在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陈述差异化明显。这种记录成为一种公开披露的特殊“工作底稿”，对审计师而言具有一定的为自己免责的功能，类似于一种特殊的“免责声明”，审计师未来可以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进行自我“辩护”。

① 费国海，大智慧再被判赔近千万元 会计师事务所背负连带责任，投资快报，2017-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