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19世纪初，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人士试图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带到中国。鸦片战争后，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来临，希望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在此背景下，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然而，中西方文化差异让国人一时难以充分理解西方经济学，人们在实践中也渐渐意识到简单的学术移植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即经济学中国化）探索与转型由此开始。^①

不少学者意识到考察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大多从如下视角探讨这一话题：其一，叶坦（1998）、谈敏（2000）、林毅夫和胡书东（2001）、特雷斯科特（Trescott，2007）、王昉（2009）、程霖等（2018）、杨春学（2019）、张申和信瑶瑶（2020a，2020b）从宏观层面梳理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演化。其二，孙大权（2006）、邹进文（2010）、孟玲洲和张德明（2013）、易仲芳（2015）、易棉阳（2019）等关注近代留学生与学术机构等对经济学中国化的贡献。其三，叶世昌（2000）、严鹏（2011）、颜鹏飞和刘会闯（2014）、宋丽智和邹进文（2015）聚焦于近代某些特定的经济学人，讨论他们对某个经济学领域中国化的贡献。

纵观已有研究，不少学者意识到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进行本土化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多种表现形态，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应用，也包括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还包括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探索。然而，甚少人注意到近代早期中西学术体系差异所带来的早期本土化的初始阶段，^②这不利于我们充分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全貌。此外，在探讨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话题时，不少学者会更多地关注近代中国经济学自身如何演化的问题，而较少考虑到近代经济学自身动态发展的事实及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从中西学术互动的视角看，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经历了由被动输入到有条件移植再到追求学术自立的转变，而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深化探索促成了这一系列转变。科学现代化（内因）与国家现代化（外因）的双重需求构成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重要背景。一方面，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出现与发展恰逢近代中国学术体系出现由传统知识到现代学术的转变，其探索主体、知识样式与研究范式的演化历程与科学近代化的演化趋势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近代国家现代化的诉求不断影响着近代中国经济学人对特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关注倾向，也决定了时人对应用经济学的热衷要远甚于对理论经济学的重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受实现国家现代化与工业化目标的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学在更多的时候面临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供给与近代中国经济实践诉求之间不匹配的情形，中西社会经济现象与学科理论发展之间在时空上的错位推动着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即要求中国经济学人不断推进经济学的中国化，乃至探索建构“中国经济学”。由此可见，经济学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逻辑主线；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中西学术合流与分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内在张力，也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从格义到自立的关键转型动因；近代中国经济学走向自立是其发展与演化的必然结果。

有鉴于此，本文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第一，综合考虑近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发展与传播的不同表现形态，将视域覆盖到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串起由中西学术体系差异所带来的初步本土化现象与后续经济学中国化各阶段的联系，进而完整呈现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全貌；第二，鉴于近代国家现代化对经济学的基本诉求贯穿始终，而科学现代化的演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探索主体及其相对应的知识样式与研究范式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本文依据近代中国学术体系的嬗变和经济学研究主体的转变，进一步将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历程划分为“格义”“分野”“自立”三个阶段，并分别阐述各个阶段的内在关联与演化特征；第三，在充分揭示近代中国经济学实现从“格义”到“分野”再到“自立”的转型动因的基础上，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提供历史启示。　

二、格义：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初始阶段

“格义”对应着探索的初始阶段，^③即传教士与传统知识分子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重述和移植西方的经济思想与实践。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初始探索源于经济学传入中国的需要。在19世纪初传教士陆续将西方各种经济知识带到中国（梁捷，2007；李浩和梁永康，2008；李丹，2011；李丹和刘明玉，2016）之前，传统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与小农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经济理念，对西方经济学并无需求。传教士是这一阶段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主力，他们努力以自己所掌握的中国固有之事物与观念比附西方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和思想。随着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在见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之后，开始“开眼看世界”，希望寻求新的富强之路，试图移植和复制西方的一系列经济实践，支持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与西方经济实践密切相关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由此进入他们的视野。由于这一阶段西方经济学的演化处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与成型阶段，大多聚焦于人口增长、生产力发展与财富创造等话题，这与传统中国经济思想所关注的话题有契合之处。在传统知识样式尚未被解构的背景下，时人延续传教士“格义”的做法，在“中体西用”的指导下有限地开展经济学中国化探索，并将西方经济学误读为致富之说、富强之术。西方经济思想在中文语境中发生了内涵的延伸乃至变型，以“商战”为具体表达形式的富国思想成为这一阶段国内学人的关注焦点。总而言之，在这一阶段，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在科学现代化的驱动之余，国家现代化的诉求开始形塑着时人对经济学的认知。初步的概念比附和观念拟配是时人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常见方式，并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

（一）文本的格义

在西方经济学还未真正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依旧奉守传统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对西方经济学说并无需求。充当中西交流“先锋”的传教士只能将这些知识以中国人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在语言、语义层面加以转译，由此形成近代中国经济学最初始的表现形态。

如同早期佛教经典传入中国，“格义”是传教士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务。早于明清之际，传教士就曾尝试走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调和的“中庸之道”，借先秦诸学论述西方经济伦理（林中泽，2008）。1839年，郭实腊（Charles Gutlzaff）在写给美国哲学学会图书馆员约翰•沃恩（John Vaughan）的信中提到，中国是高度文明化的国家，传教时应使用汉字传达新概念。^④有鉴于此，传教士相当注重“以译加写”的策略。米怜（William Milne）在《生意公平聚益书》（On Justice Between Man and Man）开篇便提无业则“上不能报国养亲，下不能养家教子”，^⑤以中国人熟悉的理念为引，再用基督教义讲述立意。此外，传教士注重用中国人熟悉的词汇拟配西方相对应的经济实践。郭实腊的《贸易通志》在介绍西方金融时，分别用中国的“楮币”“银店”“会票”对应西洋的“银票”“银馆”“挽银票”，以中国民众容易理解的方式给出了西方“担保会”的介绍。^⑥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的《致富新书》用“银”代译广义上的货币，^⑦并用“物之轻重”的说法讨论货币与价格问题。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内地。他们在传教之余，积极开展西方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工作，试图让中国人认同乃至接受西方文明，其中便包括西方经济学的译介。译著、文章、期刊乃至授课是当时传教士向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的重要途径。相较于鸦片战争之前，这一时期所推介的经济学说或思想在内容上更为深入，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传教士对文本的“格义”更带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首先，他们借用具有“国家本位”色彩的说辞，^⑧引起时人对西方经济学的关注。无论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的《富国策》、傅兰雅的（John Fryer）《佐治刍言》等，还是京师同文馆、登州文会馆开设的“富国策”课程，均以“富国”名义介绍西方经济学。其次，他们在介绍相关学说或主张时会注意拟配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尽可能寻求和传统中国经济伦理的共同之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西方经济思想的阐述。《富国策》提到，“广发财源”并不意味着富国策“绝仁弃义”，否则“终难利国矣”，建议中国人在重视传统“仁义”“诚信”的基础上打破传统义利观对经济活动的束缚。^⑨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以“土地、人民、政事为诸侯之三宝”为引，提出“富国为致治之本”论。^⑩儒家民本思想被视为沟通中西经济思想的桥梁（熊金武，2015）。

整体而言，传教士在这一阶段充当着西方经济学说与思想供给者的重要角色。由于此时经济学科尚未完全定型，传教士也并非专业的经济学人，他们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一方面，他们出于实用性的考量，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转译为传统知识样式的文本，迎合近代国内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诉求，这多少掩盖了西方经济学的原本面貌。另一方面，他们或许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量，会选择性地摘取和译介特定内容。譬如，《佐治刍言》大多论述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忽略英国强征进口税、报酬递减规律等原著所提及的内容；^⑪《富国策》原书卷一第八节、卷二第七节等未被翻译。^⑫无论如何，他们在译写这些介绍或提及西方基本经济现象和经济常识的文本时，完成了部分经济学词汇的初步转译，为当时大多数不懂外文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接触和了解西方经济学只言片语的窗口。文本的格义为当时坚持“中体西用”指导的中国人学习和理解西方经济学打下重要基础。

（二）实践的格义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对传播西方经济学的热衷多少源于当时国内知识分子对西方致富强之学问的兴趣。在目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晚清社会的腐朽落后之后，爱国学人们开始深入思考，“燃起了富国强民的思想”（顾长声，2013）。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兴起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化的变革，民族资本主义方兴未艾。在思想领域，受西学的强烈冲击，传统知识分子日益意识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这不断强化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意识，“中体西用”成为当时国内对待中西学的主流态度。面对思想内核迥异于传统经济观念的西方经济学说及其制度实践，当时知识分子主张或多或少加以吸纳和化用，“不必需者禁之绝之，必需者移种以植之，效法以制之”。^⑬这一阶段的探索主要是调和中西方经济思想的内在张力，努力使合适的西方经济制度安排为中国所用。受早期国家现代化诉求的影响，加之当时经济学的现代科学化处于起步阶段，时人能接触到的经济学文本在思想和内容上大多有所偏倚，西方经济学在更多情况下被视为实践层面的富强之术。

时人结合经世之学，遵循“西人踵中国圣人之制作” 的观念，^⑭从经典中寻找移植西方经济实践的合理性，深化“格义”之举。比如，刘桢麟主张“开赛会以兴商务”，认为博览会仿自中国，“三代以上，虽无明文；若乃其意，则可见矣”；^⑮陈炽强调“保富生财之道，经秦火而尽失其传”，西人法制“多暗合古人”。^⑯即使西方经济实践对传统经济伦理带来巨大冲击，批评“重农抑商”的知识分子也未彻底放弃传统古典功利主义。冯桂芬认为富国之道“仍无踰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⑰郑观应担忧“百姓皆趋于利，不务正业，岂不起民心之乱”。^⑱他们未严格区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仍强调社会伦理对经济的规范。当时在海内外华人群体中颇具影响的“商战”思潮隐含着近代中国处理经济问题时的政治取向。时人认为，未通商前是“商与商自为战”，通商后是“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⑲“商战”强调服从国家利益，以“公利”强调“以商立国”之利权意识（冯筱才，2003；马陵合，2007）。对外挽回利权的主张又“产生对内之要求充实与整顿”（王尔敏，2003），由此形成国内振兴产业、践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之主张。这意味着，“商”在中国语境下包含着比西欧重商思想更为丰富的内涵（马敏，2014）。

时人在传统经世思想的影响下，大多从国家施政的视角提出相关策论，根据实际经济问题形成政策导向性浓厚的经济论著，而非按“三分法”（生产、分配、消费）或“四分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加以分析和建言。当时“经世文编”系列中经济类文章大多置于“户政”目下，即使此后编撰思路有变，编者也仍以政策名目分类。经济类文章大多聚焦于富国之论。譬如，徐勤主张公举总办、创商报、开商会、立商学堂、立工艺院、立博物馆、设功牌、设轮船等兴商务之举措。^⑳王韬以“开源节流”“革奢崇俭”原则论述理财之说，主张购机器、造船舰、兴商务等。^㉑马建忠以“救患之利”“节用之利”“开源之利”强调修筑铁路之必要。^㉒整体而言，时人由实际问题而论，以适应对外竞争、富国强民为前提，重生产与交换问题，并非着眼于经济学内在理论逻辑而推演。通过“体用”“本末”的互补关系，知识分子用西方富强现象佐证其实践的效力，以减小西方经济实践移植到国内的阻力。由于“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地位，传统知识分子大多在晚清政府执政的框架下思考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一阶段也还未触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抉择与争论。

三、分野：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发展阶段

“分野”对应着探索的发展阶段，即时人对经济学的新认识与探索主体的新转变为近代中国经济学从传统知识体系的“格义”版本转向现代学术话语的科学版本奠定了基础。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内救亡形势更加严峻，直接移植西方经济实践被证明是治标不治本。正如赵靖和石世奇（2004）所言，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首先应当解决的是发展前提，而不是表面的发展途径问题。政治上，改良与革命之争逐渐取代守旧与洋务之辩；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新的经济伦理与思想为其擂鼓呐喊，同时也为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提供良好的实践经验；文化上，新知识分子开始成为西学东渐的主力，为现代经济学话语体系在近代中国的确立作出重要贡献。这些因素推动着传统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过渡与转型，进而构成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奠基期。时代的分野、主义的分野带来了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在认识与主体上的新分野，由此挣脱了此前“中体西用”的思想束缚，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学的刻板认识，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学朝着科学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然而，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让国家现代化的现实诉求更趋强烈，这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科学解读。此外，西方经济学演化和中国现代化在时空上的错位让近代中国经济学在实际应用时开始产生论争和分化，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随之出现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是中国传统知识样式基础被解构、现代知识样式初步奠基、西式分科成为中国学术发展趋势的重要时期，进而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准备与塑形阶段，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前后。^㉓

（一）认识的分野

随着人们对西学的认知日益加深，国内学界更新了对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认识，“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㉔这意味着，人们意识到前一阶段重术轻学的不足，主张重术有学，“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㉕就西方经济学演化而言，19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学越发强调数理和技术（Alvey，1999），一反传统逻辑推演的文字形式。在时人能够接触西方经济学的原本之时，这自然会引起国内学人的注意。^㉖

国内知识界开始意识到此前阶段所接触和追求的是西方的富强之术，而非西方的富强之学。陈炽在《续富国策》中谈到，“中国求之理，泰西求之数……中国明其体，泰西明其用”。^㉗严复翻译《国富论》等，积极引进西方学术理念，认为“计学，学也；理财，术也”，“财之生、分、理、积，皆计学所讨论，非理之一言所能尽”，^㉘将经济学提高至与其他严肃学问同等的高度，由此超越了之前仅限于引进西方富强之术的主张（梁捷，2008）。梁启超指出，《原富》“理深文奥，读者不易”。^㉙他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经济理念，洞悉西方经济学演化，并形成《〈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等一系列作品。无论如何，提倡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在于救亡图存，这也影响他们的选择与理解。严复在翻译《国富论》时注意到“市于屠，酤于肆，籴乎高廪者之家，以资吾一飨之奉，非曰屠肆高廪者之仁有足恃也，恃是三者之各恤其私而已”，^㉚但却忽视“看不见的手”，认为“积私以为公，世之所以盛也”。^㉛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若移植于今日之中国，则诚救时之不二法门也”；^㉜在评析垄断现象时，他认为大垄断组织有助于中国挽回经济利权。总之，救亡强国的社会需求与知识分子的学科背景等使他们在纠正误解的同时，却又融入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理念和文人“业余理想”（Levenson，1968）的追求，重构自由竞争、分工、自由贸易等思想。

在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情境下，经济学在本土化应用时出现分化。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张謇、孙中山等就“实业救国”提出各自设想，形成争鸣之势。这种分化实源于西方经济思想演化与中国现代化在时空上的错位（Trescott，2007）。除了“实业救国”的论争之外，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经济发展与经济公平的话题也是时人争辩的焦点。19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公平问题突出，“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㉝德国与日本一反英美的发展经验，“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勃兴焉”。^㉞中国在学习西方时，出现了有关“经济发展”与“经济公平”的困惑。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关地权问题的争辩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李学桃和彭廷洪，2018）。论战中，受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影响的梁启超主张土地私有，而接受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经济思想的孙中山则宣扬土地国有，主张土地“涨价归公”。实际上，梁启超着眼于经济发展问题，而古典经济学早期的理论正是迎合资本主义经济兴起之需要；孙中山则进一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兴起之后贫富分化的问题，由此更为看重亨利•乔治的土地经济学，以至于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主张，以求兼顾“经济发展”与“经济公平”的问题。这两种社会关怀的碰撞为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提出“折衷手法”（戴金珊，1985）的可能，即兼看西方的利与弊，以后发优势探索出一条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现代化之路。

（二）主体的分野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加速了传统社会知识样式的衰落和瓦解，国内新学教育迅速发展，西方大学分科制度的引进更是带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现代化，由此推动了经济学在近代中国成为独立学科。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逐渐掌握了中国学术话语权，这标志着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主体的新分野。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在欧美大学主动接受专门而系统的经济学理论训练。他们在促进中西学术交流、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学走向去伦理化和科学现代化的同时，为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深入探索打下了重要基础。

进入20世纪，留学生所学专业由理工科为主转向以法政、师范与商科为主（邹进文，2010）。陈锦涛、周毅卿、陈焕章、魏文彬等人先后在欧美获得博士学位，这说明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已受到西方学界认可。进入民国时期后，选择学习经济学的留学生更多。从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看，大多关注中国经济问题，以财政、货币金融等应用经济学话题居多。不同于前一阶段“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文本格义与实践格义，这些留学生反过来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近代学科研究范式来重新阐释中国问题和中国思想。这些研究也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借鉴中国智慧的窗口。譬如，陈焕章《孔门理财学》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语言剖析儒家经济思想，这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凯恩斯（J. M. Keynes）、席格（Henry R. Seager）等经济学家均对这部著作表示赞赏，^㉟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甚至直言这部糅合西方经济学训练和中国传统儒家教诲的著作将在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思想与中国经验的窗口。^㊱在大萧条时期，组织起草美国《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的亨利•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正是从陈焕章的博士论文中了解到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这对美国常平仓办法的实施着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㊲

留学生还充当了向近代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的新使者。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从日本引进不少经济词汇和译著，^㊳“导源西籍，取径东瀛”成为国内了解与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新路径。受革命运动影响，不少留学生在国外办报和译书，传播新思想。朱执信、廖仲恺、李大钊等在留日期间接触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留美的陈焕章以儒家社会政策比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于这一阶段国内新“文化基层结构”尚未确立（王汎森，2001），留学生群体还相对较小，也缺乏足够的实践阅历，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暂时受限，因此他们对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暂时未形成新的大规模的突破。不过，一方面，他们直接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故而他们将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走向科学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外直接接触和了解到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相关学说，也逐渐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说演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为后续中国经济学的论争乃至寻求自立埋下了重要伏笔。

四、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深化阶段

“自立”对应着探索的深化阶段，即新知识分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力，推动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并在本土研究与应用中逐渐形成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立诉求。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科学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以海归学者为主的新经济学人大刀阔斧地引进和推广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论和术语等，极大地缩小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年代差距。然而，近代中国的科学现代化除了推动知识体系的现代化之外，还在于为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行路径。随着国民政府暂时实现统一，经济建设提上议程，“经济为用，不綦重乎”，^㊴经济学由此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广阔的实践天地。国家现代化的诉求需要经济学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方案。中国经济学人在由知到行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存在明显差异，直接的理论移植难以充分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欧美社会在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巨变带来现代经济学演化的新转变，这无疑与近代中国追求救亡图存的目标发生偏移。故而，中国经济学人开始在洞察近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上，逐渐从意识上摆脱对西方经济学的绝对依附与推崇，着手推进本土研究与应用。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战争环境直接改变了以往经济学所适用的社会环境，中西方经济学同处于徘徊与观望之中。本土的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增强了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信心，同时也激发了中国经济学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自立呼声。近代中国经济学走向自立离不开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现代化诉求的影响，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本身发展与演化的必然结果。当然，动荡的社会、主义派别的严重分割和薄弱的经济学研究基础让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缺乏系统性新理论的支持，使得学术自立仍处于意识上的自立和实践上的初步探索阶段。如何让经济学与中国互相成就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新课题。

（一）意识的自立

留学生回国后在国内社会的角色与地位与本土文化的价值目标密切相关（章清，1996）。五四运动后，传统社会知识样式走向崩溃，海归经济学者在西方学得原汁原味的理论知识后，迫切希望回国后能够运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之实践，促进中国经济学科的现代化转型。他们在本土应用与研究中开始逐渐摆脱意识上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盲目推崇。20世纪20年代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期。

民国初年，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初步成型，培养方式的转变让留学生迎来回国发展的春天。当时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负责人由海归学者担任，海归教员保持较高比例（张亚光和陈博凯，2012）。他们“兼采欧美经济学院纯粹理论之研究，与商学院实际问题之探讨”，^㊵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等还首开国内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风。教学中，学者们意识到国内教材“很少涉及中国的现实生活”，“对中国学生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故而何廉主张“利用中国的素材来解释所学的原理”。^㊶30年代前后，时人开始编撰本土教材或著作。尽管大多数作品仍难逃搬运西方理论之嫌，但学人们至少意识到结合中国问题的必要性。为破除学界邯郸学步的通病，学者们力倡以科学方法开展本土研究。中国经济学社由刘大钧、陈长蘅等于1923年倡议建立，除出版译作、编写本土教材、主办《经济学季刊》、推动术语标准化外，学社还积极推广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孙大权，2006）。刘大钧领衔的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开展国内工业普查，开学界“根据统计立论之先声”。^㊷何廉领衔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实地考察时，除应用统计学与调查表格法外，还调用当地社会关系，雇佣并培训熟悉行情的人员，确保数据准确。这一系列实地调研工作为国内学界开展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来源和研究示范。

在本土研究中，时人发现“原理的应用是普遍的”，“但实际讲起来也有地方性的”，^㊸“经济科学有其时间性和空间性”。^㊹在近代中国经济学渐趋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同时，学术自立的意识也已初现端倪。在20年代末经济学研究会的一场演讲中，主讲人张澜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只能给我们一些经济常识、零碎的经济说明”，中国学人应当在研究“世界经济现象”的同时，研究“中国底经济现象”和“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关系”。^㊺1931年，顾寿恩更是直接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想法，其目的在于解决一般人的经济问题，节制私人资本，对抗国外资本。^㊻

二三十年代学界自立意识的不断激荡和强化离不开一系列本土研究成果涌现所带来的自信。纵然金陵大学教授卜凯（John Lossing Buck）领衔的农村土地调查在国内外获得一片赞声，但以陈翰笙为主的“中国农村派”另辟蹊径，紧紧围绕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之间的问题”，公开论证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论点（陶诚，1990；赵晓阳，2014），在社会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方显廷（1934）基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考察结果，提出颇具本土特色的工业化认知，主张中国产业发展“固可抄袭西方已有之经验，然须持自己之试探与改良之处，亦复不少”。^㊼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之争既表明国内经济学界不再简单盲信欧美主流经济发展实践，也表明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对经济学已有新的思考，开始在探索西方经验如何在中国落地与变通的问题。政策制定方面也反映了这一特征。当时有不少经济学人进入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门，参与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并提出了一些针对中国实情、与西方常见经济实践有所差别的新举措。卫挺生（1936）针对当时财政问题，提出了“超然的主计制度”和“联综组织”，以解决财政体系的监管与腐败问题。^㊽马寅初、何廉、千家驹等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下提出一整套以统制经济思想为核心的“战时经济”政策，以应对当时财政、外汇、货币、产业等方面的困难。

学界自立意识的萌生还与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情势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欧美学界的争论焦点。这些争论焦点同时也是国内经济学人所关心的话题。由于这些话题尚未有明确答案，中西经济学人处于同步探索阶段，自然就少受已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在全球经济危机与民族存亡危机之际，国内兴起“统制经济”思潮，时人对“统制经济”的内涵、本质、实施条件、如何实施等问题展开讨论（陶宏伟，2018），并涌现不少具有本土特色的观点。比如，马寅初（1935）提出“全体主义”，强调“中国今日所迫切所需要者，不在少数之资本家，而在一均富之社会”。^㊾李权时主张将“企业和社会与政治组织”纳入生产要素，并把“全体主义”视为平衡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中庸之道。^㊿此后，随着战争改变经济学的应用环境，主流经济学更无法对战时中国提供更多实质性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国内经济学人在意识上的自立越走越远。

（二）学术的自立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对主流经济学形成强大冲击，国内学界也闻风而动，开始主动探索适合近代中国的经济学，“企图针对着新环境与新需要，创造一种经济学的新体系”，⁽⁵¹⁾为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当时国内经济学界主要分为资本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民生主义经济学三派。它们由各自流派思想而衍生出形态各异的“中国经济学”框架雏形，并于40年代形成一系列原则性的讨论，学术自立的呼声高起。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进入高潮阶段。

“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思路之一是以“民生主义”为学术底色。⁽⁵²⁾徐天一（1943）认为民生主义经济学应包括经济之本质、生产力、生产组织、生产技术、分配福利、分配机构、国际贸易等七大内容。⁽⁵³⁾蒋介石（1944）基于“民生主义”的主张，由中国传统经济观念归纳出三个基本原则：（1）经济以养民为本位；（2）经济以计划为必要；（3）民生与国防之合一。⁽⁵⁴⁾另一探索思路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学术底色。王亚南（1944）指出，探讨“中国经济学”时应注意研究对象的包容限度、叙述次第和时空制约问题，⁽⁵⁵⁾应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与范畴，“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⁵⁶⁾张一凡（1949）也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此问题。⁽⁵⁷⁾还有一些学者或者结合古典经济学的“四分法”，或者吸纳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理论—政策”思路，修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和研究范围。李炳焕（1946）根据传统的经济学四分法，主张按价格、资本、货币、贸易、经济周期等话题分别讨论。⁽⁵⁸⁾陈君朴（1944）基于瓦格纳（Adolf Wagner）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主张，提出“中国经济学”体系应该涵盖的基本内容为：（1）经济哲学（经济实体论、经济文化哲学、经济伦理学）；（2）经济科学（理论的经济科学、经验的经济科学）；（3）经济技术（各类经济政策、财政学、保险学与经营经济学）。⁽⁵⁹⁾部分学者还研究具体领域的中国化问题。曹茂良（1942）在阐述中国农业经济学框架（概论、农业生产、农业经营形态、农产贸易、农业所得）时，强调中国农业的历史、地理、经营现状、前途等问题。⁽⁶⁰⁾众北（1942）根据中国金融的特性与需要，强调对金融危机、金融合作与金融计划的研究。⁽⁶¹⁾归鉴明（1942）认为“中国财政学”需注意两个问题：（1）“建立社会政策财政学之新理论”；（2）“有健全之财政，始有健全之政治”。⁽⁶²⁾刘大钧（1944）综合欧美工业化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重新定义工业化，据此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设想。⁽⁶³⁾

此外，不少学者继续钻研中国问题，形成了有影响力的成果。1941年，刘大中在《美国经济评论》发文讨论战时经济背景下中国外汇市场的汇率问题；⁽⁶⁴⁾张培刚受中国问题启发，⁽⁶⁵⁾于1945年完成《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讨论农业国工业化的规律，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创立。这些成果从微观处说明了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可行性，极大地提振了中国经济学人探索“中国经济学”、追求学术自立的自信心。不过，受制于当时国内经济科研整体水平仍不高、高水平人才相对匮乏、对应用经济学的热情远甚于对理论经济学的关注、主义的严重分割、社会的动荡等内外部因素，“中国经济学”的初步探索尚未形成一个国内学界公认的成熟体系，也缺乏系统性的新理论。无论如何，在“中国经济学”体系的系统化探索中，国内经济学人逐渐超越此前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在部分问题上突破了欧美经济学理论的一家之言，并进一步思考中国经济学界在现代经济学界中的角色以及对现代经济学科发展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中国经济学”有一脉重要的分支，它们并不是要独树一帜，而是基于中国经验推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中国经济学人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调和各家之所长，使“中国经济学”在服务中国发展的同时，推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始于本土化的需要，却又逐渐超出本土化的范畴。本文立足于近代中国新旧知识体系艰难更迭的历史事实，聚焦于科学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内外因素对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以近代中国新旧学术体系的嬗变和经济学研究主体的转变为依据，将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历程具体划分为“格义”“分野”“自立”三个阶段，进而系统地刻画了近代中国经济学不断转型与走向自立的全图景。研究发现：第一，经济学的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逻辑主线，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中西学术合流与分化构成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内在张力，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学从“格义”到“分野”再到“自立”的关键动因；第二，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道明了“中国经济学”主张学术自立的由来，“中国经济学”的提出则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走向深化的重要表现，二者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历程的全景；第三，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既受科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也离不开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现代化诉求的影响，必然经历本土化的过程，故而近代中国经济学从“格义”走向“自立”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本身发展与演化的必然结果，但近代中国经济学的“自立”并不在于要独树一帜，而是要基于中国经验推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近年来，中国经济奇迹成为全球一大经济现象。在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以充分解释的背景下，国内学界再次掀起了有关“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讲，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以及改革开放后历代经济学人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历史延续，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是其发展与演化的必然结果。科学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中西学术合流与分化仍旧是当下中国经济学发展与演化的内在张力。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历史经验为当下“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提供了如下启示。

首先，“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交织影响而产生的必然诉求。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学”既需要符合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也需要充分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情，“把中国社会的特质与世界一般社会变革的动态综合加以考虑”，⁽⁶⁶⁾是“用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而应用以促进社会国家进步为‘目的’的经济学”，⁽⁶⁷⁾从而避免由于过分强调民族、国别身份的自立而带来经济学科内部的分裂。近代经济学人在接触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早已注意到中西社会经济现象与学科理论发展之间存在着时空上的错位问题。尽管深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他们也未曾彻底否定和脱离现代科学的发展潮流。近年来，中国经济奇迹成为全球一大经济现象，中国经济学人更不应据此自傲而盲目夸大中国经济学的独特性，罔顾现代科学的发展潮流。

其次，在充分迎合科学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容将是人类社会思想精华的有效融合，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人保持话题的开放性，在强调向主流经济学靠拢的同时，应当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本土传统经济思想资源的价值，而不至于有所偏倚，沦为脱离本土实践的空中楼阁，或成为一种空头口号。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过程中，纵然传统知识被西方现代学术所取代，中国经济学人却未曾彻底遗弃传统经济理念中的精华；纵然民国时期经济学界学派林立，观点纷纭，但彼此在争辩之间却不曾忘记取长补短，灵活变通；当然，主义的严重分割让当时的民生主义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所在，由此也加剧了20世纪40年代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困难。毕竟，“一种经济环境所发生的要求，无论怎样远大，怎样发自外来思想的引导，总是基于历史的现实的需要，当前的思想或传统的思想都要渗入”。⁽⁶⁸⁾

最后，充分发掘时空错位的后发优势，直面时代共同问题，总结提炼并形成系统性的新理论，“中国经济学”完全有可能汇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潮流中，从而让经济学与中国相互成就，实现科学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双重目标。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方面存在时空错位，这让“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有其后发优势，由张培刚领衔的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如今中国与西方又共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时代，共同面临着诸多新问题与新机遇。中国经济学人应当密切结合中国经济实践，一方面关注兼顾“经济发展”与“经济公平”的现代化建设路径，另一方面关注在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新经济与新业态，归纳提炼新理论，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在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乃至构建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国经济学”。

① 一般而言，“近代中国经济学”的说法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近代中国的经济学，二是指近代的“中国经济学”。二者内涵虽不一致，但在逻辑上存在关联，即近代的“中国经济学”是近代中国的经济学在发展与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成果。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中国经济学”的说法专指近代中国的经济学，而以“近代‘中国经济学’”专指近代的“中国经济学”。

② 譬如，程霖等（2018）提出，近代经济学说中国化包括选择、变通、发展与创新四个层次。但是，在进行“选择”之前，时人必须先对近代经济学说有所认识和理解，而中西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意味着这种认识和理解还需经历文字/语言表达的转译过程，这便涉及西方经济学的早期本土化问题。

③ “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参见《高僧传•竺法雅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2页）。“格义”原指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之初，“以中国思想比拟配合，以使人易于了解佛书之方法也”（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本文借指近代西方经济学译著及思想传入中国之初，用中国固有之经济事物和经济思想拟配西方经济学概念和思想的方法。

④ 参见Gutzlaff C：Letter from the Rev. Charles Gutzlaff to John Vaughan, Esq., on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841，(7): 7−9。

⑤ 参见米怜：《生意公平聚益书》，马六甲1818年版，第1页。

⑥ 参见郭实腊：《贸易通志》，（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卷12，上海著易堂光绪十七年（1891）铅印本。

⑦ 参见鲍留云：《致富新书•论用银格》，道光二十七年（1847）香港飞鹅山书院藏版，第6—7、36—38页。转引自吴义雄：《鲍留云与〈致富新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⑧ 马涛和李卫（2019）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流具有“国家本位”特征，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具有“家庭本位”特征。

⑨ 参见《富国策》卷首，“富国策凡例”，清光绪六年（1877年）同文馆聚珍版。

⑩ 参见韦廉臣：《治国要务•富国为致治之本》，《万国公报》，1890年第13期。

⑪ 原著即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 （Edinburgh：William and Chambers，1852）。

⑫ 卷一第八节是“论资本的增殖”（On the Increase of Capital），卷二第七节是“分益耕农与佃农”（Metayers and Cottiers）。

⑬ 参见黄遵宪：《日本国志•食货志六•商务》。转引自陈铮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黄遵宪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348页。

⑭ 参见薛福成：《西法为公共之理说》。转引自马忠文、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

⑮ 参见刘桢麟：《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知新报》，1897年第16期。

⑯ 参见陈炽：《重译富国策•叙》。转引自张登德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炽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页。

⑰ 参见冯桂芬：《校颁庐抗议（下卷）•筹国用议》。转引自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冯桂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页。

⑱ 参见郑观应：《辨洋人新闻纸于中土不宜开金矿论》。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⑲ 参见汪康年：《商战论》。转引自汪林茂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汪康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⑳ 参见徐勤：《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知新报》，1897年第24、25期。

㉑ 参见王韬：《理财》。转引自海清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310页。

㉒ 参见马建忠：《适可斋记言•铁道论》。转引自薛玉琴、徐子超、陆烨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9页。

㉓ 赵靖和石世奇（2004）认为，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思想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胡寄窗（1984）指出，甲午战争的失利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巨大波动，并将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前夕视为近代经济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刘增合（2005）也强调，清末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发生断裂，西式分科成为中国学术发展之趋势。

㉔ 参见严复：《与张元济书》第11函。转引自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3页。

㉕ 参见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行易知难》。转引自张苹、张磊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孙中山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

㉖ 严复曾谈到，由耶方斯（即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领衔的边际革命和马夏律（即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渐入外籀”，“为微积曲线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而此前的斯密、理嘉图（即李嘉图，David Richardo）和穆勒父子的论著则属“内籀”，“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参见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366页。

㉗ 参见陈炽：《续富国策•自叙》。转引自张登德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炽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222页。

㉘ 参见严复：《与张元济书》第11函。转引自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3页。

㉙ 参见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饮冰室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

㉚ 参见亚当•斯密：《原富》（上），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页。

㉛ 参见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转引自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页。

㉜ 参见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22页。

㉝ 参见康有为：《大同书》，章锡琛、周振甫校点，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36页。

㉞ 参见梁启超：《管子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17页。

㉟ 参见Keynes J M：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The Economic Journal，1912, 22(88): 584−588; Chen H C：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New York: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11, “Preface” (written by Seager H R.) & “Author’s Preface”。

㊱ 参见Ross E A：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12, 2(4): 883−884。

㊲ 李超民（2000，2001）曾对美国新政中农业立法所体现的中国常平仓思想因素进行详细探讨。

㊳ 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7—334页。

㊴ 参见钟伟成：《经济学在今日之地位》，《经济周刊》，1930年第21期。

㊵ 参见《国立北京大学一览•经济学系》，北京大学1935年版，第225页。

㊶ 参见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1页。

㊷ 参见朱通九：《书评：上海工业化研究》，《国民经济月刊》，1937年第1卷第2期。

㊸ 参见刘秉麟：《研究经济学的步骤》，徐志崧、杨君雅笔记，《商学期刊》，1930年第3期。

㊹ 参见刘洁川：《从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到三民主义经济学》，《商学周刊》（太原），1931年第6号。

㊺ 参见张澜：《怎样研究经济学》，《科学思想》，1928年第2期。

㊻ 参见顾寿恩：《中国经济学的时代背景及其特性》，《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1年第2卷第7期。

㊼ 参见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375页。

㊽ 参见卫挺生：《民国计政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号。

㊾ 参见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㊿ 参见朱通九：《批评李权时著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季刊》，1930年第1卷第1期。

(51) 参见夏炎德：《中国经济学之过去与现在》，《文化先锋》，1944年第4卷第9期。

(52) 张申和信瑶瑶（2020b）从研究内容的视角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国内对“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主要包括四类：（1）选取若干理论与应用经济问题为主要构成；（2）以“哲学—理论—政策”为主要构成；（3）参照《资本论》体系结构为主要构成；（4）参照古典经济学“四分法”为主要构成。

(53) 参见徐天一：《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体系》，《经济论衡》，1943年第1卷第3期。

(54) 参见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连锁书店1944年版，第45—47页。

(55) 参见王亚南：《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改进》，1944年第10卷第4期。

(56) 参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序言”第2—3页。

(57) 参见张一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特殊装置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学人研究经济学的途经》，《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7期。

(58) 参见李炳焕：《经济学新体系》，苏绍仪、牟广镛笔记，《银行系刊》，1946年第2期。

(59)(60) 参见陈君朴：《民生主义经济学体系建立论》，《经济汇报》，1944年第10卷第4期。

(61) 参见曹茂良：《中国农业经济学之建立》，《大学》（成都），1942年第1卷第11期。

(62) 参见众北：《中国金融学的新体系》，《大学》（成都），1942年第1卷第11期。

(63) 参见归鉴明：《中国财政学创造论》，《大学》（成都），1942年第1卷第11期。

(64) 参见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65) 参见Liu T C：China’s foreign exchange problems: A proposed solu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1，31（2）：266−279。

(66) 参见Chang P K：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reface。

(67) 参见王亚南：《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社会科学》，1948年第4卷第1期。

(68) 参见符逸冰：《现代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精忠导报》，1943年第8卷第2期。

(69) 参见熊子骏：《中西经济思想的汇流》，《大学月刊》（成都），1942年第1卷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