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近年来，慈善组织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增加，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民众日益增强的慈善意识相比，我国慈善组织在款物接受使用方面的信息披露有所滞后。由于透明度不高，慈善组织曾经引出不少话题，频频爆出涉及善款来源和去向的负面新闻。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公益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成为“中国式慈善”长期健康发展的绊脚石。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已向连续6年发布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7年的统计数字表明，77%的慈善组织未达到信息披露要求，五成受调查人士对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存在质疑。民政部于2017年8月颁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约束慈善组织披露捐赠款物信息，尤其是公众危机事件中的募捐款物接受使用情况。

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洪涝灾害，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2019—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这些公共危机事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冲击，也增强了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作为连接公民参与和危机救助的桥梁，官方指定的慈善组织面临“合规”和“声誉”的双重挑战。而正是经历了这些考验，社会组织才不断发展起来。例如，2008年，红十字会总会第一次公布审计报表，而这正是汶川地震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的冲击。2019—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作为参与疫情救助的重要力量，慈善组织在防止疫情蔓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此次疫情中，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方面仍暴露出不足，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而这些不足有助于推动政府会计制度改革。

此次疫情为研究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压力下的信息披露提供了机会。本文希望为推动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慈善法》的落地实施提供启示，也强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疫情期间重视防腐工作。2019年新的政府会计准则开始实施，新准则直接关系到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变革。其中，《存货准则》明确了抗疫物资收发的信息披露原则，《财务报告准则》明确了权责发生和收付实现两个体系下的抗疫款项信息披露，《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更是明确了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要求。但从目前的实施状况看，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拖延和抵触情绪。此次疫情的发生、蔓延和遏制具有阶段性和不可预知性，是典型的自然实验。

信息披露是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载体，本文的研究对于慈善组织会计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手工收集了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的组织人员信息、捐赠物资接受发放的不定期披露情况以及定期的会计和审计报告。结合新《慈善法》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的要求，本文将对各地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文本分析，考察公共危机是否会提高非营利性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根据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强弱，我国慈善组织通常可以划分为官办慈善组织和民办慈善组织。官办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亲缘性关系，这类组织参照政府体系的人员编制和工薪待遇进行运作，其慈善款物的获取较多地依托国家政治所赋予的合法性资源，具有体制内单位的特点，如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等。由于体制建构的历史原因，官办慈善组织依然属于登记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遵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而民办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业缘性关系，这类组织并非政体结构内成员之一。作为市场化转型的成果之一，民办慈善组织不受体制内运作约束，其慈善款物的筹集和发放并不依托国家政治所赋予的合法性资源，获得社会信任更多地依托自发性行为。官办慈善组织承担了更多的政治职能，为了更有针对性地研究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慈善组织作用，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各地政府普遍指定的统一接受抗疫款物的两个官办慈善组织−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如何将公众的捐赠动机转化为捐赠行动，动员更多的社会物资投入到抗击疫情活动中。这种目的的达成需要契合公共品的属性，即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和信任，这就是组织合法性（韦伯，1998；高丙中，2000；德鲁克，2007）。慈善组织的合法性不仅包括成立及其活动的合法性，还包括运作过程中有效收集和分配公共品的合法性等。慈善组织的合法性关涉到其生存策略、行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等深层次问题，也能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号召（韦伯，1998），这是本文的理论分析基础。

本文基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过程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公共危机爆发期间，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升；但随着疫情的好转，信息披露质量呈现下滑的趋势。第二，媒体报道能够增加舆论压力，通过媒体治理机制，促使慈善组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第三，抗疫失职会使本地官员被问责而产生警示作用，新任与其他负责官员会加大监管力度，非营利性组织也会以更高的标准进行信息披露。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拓展了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公共危机发展过程的视角加深了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规律的认识。现有研究主要从信息供给方角度讨论了慈善组织的组织特征和理事会特征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刘亚莉等，2013），但在公共危机爆发过程中，信息需求的急剧增长可能诱发信息供给的严重短缺。因此，本文从公共危机发展过程考察了信息需求方的诉求，丰富了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二，拓展了媒体报道的监督效应和官员调换的震慑效应研究。现有研究证明了媒体报道对于减少坏消息隐藏具有重要作用（田高良等，2016；周开国等，2016），也发现官员调换所引起的政治不确定性会影响信息不对称状况（陈德球等，2017；周楷唐等，2017）。本文发现，在公共危机事件的特殊情境下，媒体报道和官员调换能够显著提高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制度背景

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对于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年3月，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通过了《慈善法》，并于当年9月1日正式施行，要求慈善组织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2017年8月，民政部出台《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慈善组织必须向社会公开慈善相关信息，特别是要公开募捐信息。此外，与《慈善法》相关的法律相继颁布和修订，如《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红十字会法》《民法总则》《企业所得税法》等。就具体贯彻落实，民政部颁布了配套的部门法规。但部分重要的配套制度（如社会组织“三大条例”、《志愿服务条例》等）尚未及时到位，甚至一些配套的规范性文件与《慈善法》的立法理念和精神不完全相容。因此，《慈善法》的落地过程不太顺利（马金芳，2016）。

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体系由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和第三方信息披露共同构成（刘丽珑和李建发，2015）。在这个体系中，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分析与共享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奖励与惩罚是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志远等，2019）。中国慈善在信息公开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差距。比如，发达国家已逐步形成一套慈善组织自律与政府监管并重的机制，使得慈善捐赠成为“玻璃口袋”里的透明事业。特别是在监管上，利用第三方评估机构提高慈善透明度，不经过外部财务审计的慈善组织不可能吸引到慈善资金。更重要的是，行业自律系统对于自主项目申请、款项拨付以及运营费用预算等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有时要求募捐机构对外公开记录，以便捐款者和潜在捐款者了解捐款是如何使用的。

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慈善法》等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民间非营利组织捐赠业务的信息披露是法定要求，在合规性中具有重要地位。根据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接受疫情防控社会捐赠的官方指定非营利组织应当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在做好捐赠款物接受、登记和会计核算工作的基础上，及时准确、依法主动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按规定，应自建财务会计和捐赠款物分配使用等制度，对捐赠款物的管理做到账实相符、公开透明。接受捐赠后要根据物资接收清单和资金到账凭据等及时登记造册。对捐赠资金要做好相关账务处理，及时入账；对捐赠物资要明确仓库或指定地点存放，指定专人负责，办理好签收手续，并做好出入库明细台账登记。针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捐赠款物按规定区分定向捐赠和非定向捐赠进行管理，全部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疫病救治和困难患者救助，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专物专用、及时高效。

根据本文收集的数据，我国地级市防控指挥部公布的非定向捐赠资金物资的受捐渠道有两条：一是红十字会（或红十字基金会），二是慈善总会（或慈善协会）。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应像上市公司一样，定期披露报表和重大变动事项，有重大的捐助项目需进行专项审计。从国家级的非营利组织来看，慈善总会的定期信息披露开始较早，从1995年开始在网站上公布审计报告。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红十字会开始披露审计报告。从省市一级的非营利组织来看，多地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财物发放的信息披露到2019年末仍难以满足《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存在财务监管缺失等初级阶段特征。

一方面，公共危机事件推动了非营利组织主动披露审计报告。立法将非营利组织纳入审计范围是在2016年，但红十字会总会受2008年特大地震的触动，当年率先披露审计报表，体现了公共危机事件对信息披露的推动作用。2008年是红十字会的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点，汶川地震的发生使红十字会的公众捐款占比迅速上升，而之前收入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支持。红十字会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审计准备，在2008年至2009年初邀请第三方机构披露了审计报告，审计署在公共危机追踪审计中也进行了报告；但2008年披露的相关报告只有四份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真实性的基本审核，并未涉及审计报告中捐赠物资的绩效评估，也没有附上会计报表。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在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的首页，红十字会总会设立了“财务收支审计报告”和“捐赠信息发布”两个栏目。“财务收支审计报告”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审计报告、2010年财务报告、汶川地震审计报告和汶川地震收支报告。“捐赠信息发布”栏目包括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和日本地震等内容，但除了青海玉树地震外，其他几项均显示在“建设中”，尚无法查看。^①

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事件的消退又诱发了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惰性回归。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救援初步结束后，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质量提升速度出现滑坡（王中信，2009）。2009−2010年，红十字会披露的都只是简单的审计报告。2011年，审计署检查了红十字会2010年审计报告，发现存在400万元的财务违约。在本文的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已将2012年之前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告全部删除，无法回顾查询。^②直到2016年，红十字会的审计报告才附上相关会计报表，远滞后于《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慈善法》的信息披露质量要求。

与公共危机事件所诱发的合法性危机相比，国家出台的信息披露正式制度难以推动非营利组织完善审计报告（上海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17）。从2016年立法纳入审计范围开始，红十字会的审计报告才附上相关会计报表。但仅通过立法的制度规定很难促进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落地。在2017年之前，红十字会的会计报告仅有两页纸，且采用单式记账，账目比较粗略，信息披露过于简单。直到2018年，红十字会的报表概括性地披露了大额捐款。然而，公众关注的慈善信息，如慈善组织负责人及团队背景、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办公行政成本比例等则未能有效披露。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完全不披露和仅少量披露此类信息的慈善组织比例高达7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网站的信息发布栏公布了该机构2006年和2007年的统计分析报告，包括组织发展、筹资、救灾救助等信息，但2006年之前以及2007年以来的相关统计数据未见公布。

在此次疫情期间，中国审计署再次启动危机管理中的追踪审计，官方指定的非营利组织对抗疫款物的接受和去向进行了频率更高的披露，但其细致程度与其他优秀民营非营利性组织相比不够高。在捐赠物资品名、受捐人名、物资单品信息等具体信息的披露方面，公众的追查中又暴露出一系列管理问题与报告错误，对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形成压力。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公共卫生危机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

在这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慈善组织的受关注度呈现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群体特征。公益慈善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捐赠者、受益者、政府、志愿者以及社会公众（含潜在的捐赠者）等。根据米切尔评分法（Mitchell等，1997），这些利益相关者可划分为核心需求者和次要需求者。核心需求者主要包括捐赠者和受益者，他们与公益慈善组织共同构成慈善活动主体。与次要需求者相比，核心需求者更关心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工作，对慈善组织的“合法性”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在“合法性动机”和“核心需求者压力”的双重作用下，疫情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可能呈现阶段性特征。

从合法性动机来看，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受到监管制度的影响。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进入应急响应状态，人民政府和民间慈善组织主管机构开始开展监督与审计工作，信息使用者对信息披露要求的提升考验着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环节的合法性。在合法性辩护过程中，为了符合制度规定，慈善组织有动机对提高自身的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合法性管理也是非营利组织取得公信力而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以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李萧薇等，2020）。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当违反合法性时，慈善组织将失去生存的基础。在这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负面媒体报道和公众怀疑对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有所损伤。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非营利组织会采取相应的策略，提升其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例如，在埃克森瓦尔迪兹原油泄露事故之后，北美石油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高，以保持或重新获得合法性（Patten，1992）。

从核心需求者压力来看，他们所产生的公共压力会引起公众、政治团体、管制机构或社区群体的忧虑和关注（Darrell和Schwartz，1997；Cho和Patten，2007）。在试用慈善组织的公益慈善平台过程中，核心需求者对慈善项目的进展情况会产生明确的需求，而满足这种需求只能依赖于慈善组织披露的信息。已有文献表明，会计主体可能会通过在其年度财务报告中增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化解核心需求者的压力。Darrell和Schwartz（1997）检验了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原油泄露事故之后4个相关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发现事故发生后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增加。他们认为，环境信息披露因时、因事而定，而且是公司应对公共压力的一种自利行为。Cho和Patten（2007）的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会计主体在社会环境中所承受公共压力的一个函数。因此，公共压力与社会责任信息或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联系。

本文认为，在“合法性动机”和“核心需求者压力”的双重作用下，随着疫情的发展，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非营利组织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因此，疫情发展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具有促进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进程会倒逼非营利组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2. 媒体舆论压力与抗疫地方官员调换的治理效应

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中介，独立的媒体机构在公众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Miller，2006）。这类媒体对信息进行收集、选择、证实和重新包装，为人们提供所需信息，从而减少公众与慈善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Frankel和Li，2004；杨继东，2007）。媒体通过增加相关信息披露，利用“议程设置”来提升公众对事件的重视程度。声誉机制和监督机制是媒体发挥治理功能的两个主要机制。由于目前慈善组织中捐赠人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类似于代理人与委托人的代理问题（Fama和Jensen，1983），媒体发挥治理作用的机制与对公司的影响机制类似。

一方面，新闻媒体会增大舆论压力，涉及被报道单位的声誉和绩效，并可能引发政府介入和干预，如相关部门对组织和事件的调查与监督（Dyck等，2008；李百兴等，2018）。如果非关联的媒体机构质疑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问题，则其出现的漏洞与错误更容易被政府派出的专业人士发现（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例如，新华网曝光“郭美美丑闻”，^③审计署在2011年对红十字会2010年的审计报告进行了审查，并发现了漏洞。这种声誉风险和政治风险使组织管理者在信息披露上倾向于采取更加公开透明的制度。

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会使公众对慈善组织产生评价，而为了维持自身及组织的声誉，组织管理者会更加谨慎、准确和透明地披露信息（田高良等，2016）。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由于声誉机制不完善，声誉所发挥的治理作用不强（周开国等，2016）。对非营利组织而言，声誉会影响组织的公信力，而公信力决定其能否获得必要的或基本的资源（赵春雷，2015）。因此，为了保持良好的声誉和正面的社会评价，慈善组织会更加关注媒体报道。可见，媒体报道通过监督机制和声誉机制共同对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产生影响（Miller，2006），非营利组织会提高自身的信息披露质量，达到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媒体舆论压力越大，疫情发展进程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越显著。

政府官员的更换会引起政治不确定性（Julio和Yook，2012），官员的异质性会为所管辖地区带来独特的执政理念，也会带来政策不确定（周楷唐等，2017）。政治不确定性会使企业在日常行为上表现得谨慎保守，如减少投资和盈余管理等（陈德球和陈运森，2018）。Dai和Ngo（2013）发现，在换届选举的前一年，美国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会提高。这会使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上采取更加透明的政策，以满足捐赠者的信息需求（姜付秀等，2019；张笑和胡金焱，2019）。

我国的慈善组织大多以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运行，在观念、职能、资源等方面严重依赖于政府（王名和贾西津，2002；周达勇等，2017）。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变化会对其信息披露产生一定的影响。领导的更换会使慈善组织之前构建的政治关联为其带来的效益发生变化，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Bai等，2008），甚至新任官员为了减少这些优惠给政府带来的损失，会从之前存在政治关联的一方着手（徐业坤等，2013）。由于官员更换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出于建立新的良好形象和提高公信力的动机，慈善组织会采取更加积极的信息披露制度。

本文认为，地方抗疫官员更换所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和政治关联重构会使非营利组织在信息披露上采取更高的标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b：如果地方抗疫官员出现更换，则疫情发展进程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中COVID-19疫情状况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丁香园。在2020年1月11日至4月30日的样本区间内，采用API和JSON数据的处理，每小时检测一次更新。本文整理的数据包括全国数据、地区数据、新闻数据和谣言数据，其中地区数据仅包括丁香园中国地区精确至地级市的数据，中国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的数据仅到省级。我们对原始数据做了以下处理：（1）剔除2月12日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激增14840例（含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这一天的数据。根据国家卫建委印发的诊疗方案，湖北以外地区的诊断标准没有变化，因而其他省市的样本保持不变。（2）剔除存在重复统计的数据。例如，河南省存在“南阳（含邓州）”和“邓州”两条数据，在求和时“邓州”的数据会被重复计算一次，因而对南阳地级市的数据进行了修正处理。（3）浙江省和湖北省的部分时间序列数据存在异常，如某一次爬虫获取的浙江省治愈人数为537人，数分钟后被修改回正常人数。本文利用爬虫技术获取数据，并对异常值进行判断和处理。

为了获取政府慈善组织的特征信息，本文作者组织研究助理人员，从2020年1月11日开始获取各地级市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又称慈善协会）网站上每日的信息。在293个地级市中，共查到有效的红十字会网站179个（其中可获得有效信息的网站136个），慈善总会网站159个（其中可获得有效信息的网站119个）。部分城市的慈善组织没有设置网站，但是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接受社会捐赠和使用情况公示”通过地方性社会媒体公布，我们将这部分样本放入稳健性检验中。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慈善组织信息披露

为了反映抗疫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特征，本文采用了以下测度变量：（1）应急响应速度（Lag_Disclosure），即本级接受抗疫社会捐赠披露专栏设置的速度，等于抗疫社会捐赠披露专栏设置日减去新冠肺炎疫情首次爆发日；（2）是否逐日披露（Daily_Disclosure），即当日是否披露本级接受抗疫社会捐赠现金情况；（3）是否详细披露捐赠款物的接受信息（Detailed_Receive），即捐赠物资接受信息的披露质量（是否披露具体日期、捐赠者姓名或单位名称、金额或品名数量）；（4）是否详细披露捐赠款物的使用信息（Detailed_Dispatch），即捐赠物资发放信息的披露质量（是否披露具体日期、受赠者姓名或单位名称、金额或品名数量）；（5）是否配有文字介绍（Literal_Explain），即是否配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募捐情况”或“接受社会捐赠情况公告”。

2. 解释变量：疫情发展

为了反映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情况，本文使用前一日的累计确诊人数与常住人口数的比值（AccumuConfirmed_Pop_t-1）作为测度变量。由于各省最新公布的统计年鉴仅涉及2018年末的地级市人口数，本文使用该年度的常住人口数进行替代。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了以下替代变量：（1）前一日的累计确诊和疑似人数与常住人口数的比值（AccumuConfirmed&Suspect_Pop_t-1）；（2）前一日的累计死亡人数减去累计治愈人数后与累计确诊人数的比值（Accumu Death_Cured_Ratio_t-1）。

3. 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媒体报道中的负面词汇和不确定词汇之和与总篇幅的比值（Negative&Uncertainty_News）来测度媒体报道的监督效应，采用官员是否因疫情责任而被更换的虚拟变量（Official_Punish）来测度官员更换的震慑效应。

根据Bernerth和Aguinis（2016）的研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1）政府网站关注（Government_Focus）、分管市领导的性别（Female_DuputyMayor）和年龄（Age_DuputyMayor），反映主管部门的监督情况；（2）上一年度是否对外发布捐赠物资收发情况（Donation_Disclosure_Lagyear）、是否对外发布审计报告（Auditreport_Disclosure_Lagyear）以及是否披露部门预算（Departmental_Budget_Lagyear），反映历史信息披露惯性；^④（3）本机构距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球面地理直线距离（单位：km）的自然对数（Distance_WuhanMkt）、本机构成立年数（EstAge）以及本地民间慈善组织数量的自然对数（PrivateCharity），反映慈善组织自身特征和外部竞争；（4）本地疫情爆发以来平均每日的捐赠款接受总金额（Amount_Receive_Perday）和捐赠款发放总金额（Amount_Dispatch_Perday）；（5）城市固定效应（City Fixed Effect）和日期固定效应（Day Fixed Effect）。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模型（1）来检验疫情发展是否影响慈善组织信息披露。

其中，因变量NGO_Disclosure_i，t分别使用地区i在t日的应急响应速度（Lag_Disclosure）、是否逐日披露（Daily_Disclosure）、是否详细披露捐赠款物的接受信息（Detailed_Receive）、是否详细披露捐赠款物的使用信息（Detailed_Dispatch）以及是否配有文字介绍（Literal_Explain）来度量，主要解释变量AccumuConfirmed_Pop_t－1表示前一日的累计确诊人数，Controls_i，t－1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变量定义见表 1。若本文假设1成立，则β₁应显著为正。

本文采用模型（2）来检验媒体舆论压力和抗疫官员调换是否影响疫情发展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我们重点关注交叉项AccumuConfirmed_Pop_t−1×External_Governance_t−1的系数β₂。若本文假设2成立，则β₂应显著且与β₁的符号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在293个地级市中，共查到有效的红十字会网站179个（其中可获得有效信息的网站136个），慈善总会网站159个（其中可获得有效信息的网站119个）。Lag_Disclosure的均值为5.19天，说明各慈善组织平均滞后5.19天开始设置抗疫款物的信息披露专栏。Daily_Disclosure的均值为0.358，说明约1/3（9859个样本）的官方指定慈善组织能做到每天披露。Detailed_Receive和Detailed_Dispatch的均值分别为0.805（12275个样本）和0.323（4925个样本），说明抗疫款物接受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远高于发放信息披露。Literal_Explain的均值为0.506，说明配有文字解释信息的样本约占半数，共7716个样本。累计确诊人数占比（AccumuConfirmed_Pop）的均值为0.569，说明在本文的样本区间内，每百万常住人口中平均有57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二）检验结果分析

1. 公共卫生危机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

表3列示了公共卫生危机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影响的回归结果。从列（1）和列（2）中可以看出，当地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占比越高，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越及时，表现为越快的应急响应速度和越频繁的信息披露；从列（3）—列（5）中可以看出，当地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占比越高，慈善组织对抗疫物资收发信息的披露越详细，且越有可能配有相应的文字阐释。

2. 媒体舆论压力与问责抗疫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

这里重点考察外部监督是否会强化疫情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从表4中A栏结果可以看出，疫情发展（AccumuConfirmed_Pop_t−1）与媒体舆论压力（News_t−1）的交叉项在列（1）—列（4）中显著，主要表现为响应时间更短、能够做到逐日披露以及捐赠物资收发信息披露更详细。这说明媒体舆论压力越大，当地疫情发展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越大。从表4中B栏结果可以看出，疫情发展（AccumuConfirmed_Pop_t−1）与问责抗疫地方官员（Official_Punish_t−1）的交叉项在列（2）—列（5）中显著，说明抗疫官员因失职渎职而被更换会引起当地慈善组织的充分重视，主要表现为能够做到逐日披露、捐赠物资收发信息披露更详细以及配有更多的文字阐释。

五、进一步分析

2020年2月13日，北京市民政局接到相关人士对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韩红基金会”）的实名举报，反映其存在违法行为。在“韩红基金会”事件前后，社会公众非常关注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问题，此时其披露压力不断上升，有助于考察社会公众关注的影响。但经调查，相关部门尚未发现其有未公开慈善项目的情况，最终做出了鼓励和处罚决定。一方面，对于“韩红基金会”在抗击疫情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予以支持和肯定。另一方面，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据此，北京市民政局要求“韩红基金会”限期改正，依法规范运作。受到“韩红基金会”事件的外生冲击，各地民政局普遍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服务，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防疫工作，并及时回应社会对慈善捐赠工作的关切，希望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韩红基金会”事件是外部人士的举报行为，属于非预期事件。本文将“韩红基金会”事件作为外生冲击，研究了疫情发展与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在事件前后是否发生系统性变化，结果见表5。在“韩红基金会”事件发生时，慈善组织普遍已经开始进行信息披露，因而我们无法得到列（1）中的交叉项系数。从列（2）—列（4）中的回归系数来看，在“韩红基金会”事件发生后，疫情发展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更加明显，尤其表现在信息披露及时性和捐赠物资收发信息披露方面。

六、结　论

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过程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公共卫生危机对各地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收集和查阅了全国293个地级市中的136个红十字会和119个慈善总会网站的信息披露数据，分类整理了两大慈善组织的防疫捐款收支披露情况，并分析了历年信息披露以及疫情发展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公共危机对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显著提高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详细程度；第二，媒体报道的监督效应和失职官员调换的震慑效应对公共危机下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重点关注了公共危机下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是否受到社会公众关注的影响。本文以“韩红基金会”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发现慈善组织在该事件后普遍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示：（1）在信息披露制度层面，应加速2016年新颁布的《慈善法》落地，理清2005年已颁布的《民间慈善组织会计制度》难以落地的症结，从根源上改变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旧有模式，而不是表现为特殊事件发生时的阶段性改善和事件后的反弹。（2）在自我监督层面，为了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并保护捐赠者的隐私，慈善组织应巧妙运用区块链技术中的私有区块链；借助区块链的信息追溯功能和多方复核机制，降低公众信任成本，巩固社会公信力；在区块链技术智能化和不可篡改性的保证下，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和可靠的公共服务。（3）在慈善组织治理层面，要正视媒体的监督效应和官员巡视的震慑效应，拓宽外部治理渠道，以帮助慈善组织构建良好的信息披露环境。中国慈善组织必须在信息公开和慈善监督等方面下苦功。一方面，要强化行业自律，实行信息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年度目标和任务、最新财务审计报告、最新项目信息、捐赠者名单、善款去向、年度收支情况等，让慈善真正成为阳光下的透明事业；另一方面，要规范慈善组织的运作，由政府设立一家独立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善款的使用情况，并定期审查有关组织对善款的使用，是否符合节约和有据可查的原则。

　　* 文章还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以及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金融安全工程”2020年度应急项目“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金融安全研究”的资助。　

① 参见央视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推出捐赠信息发布平台”，http://news.cntv.cn/20110731/103433.shtml。

② 这可能是因为2010年审计署发布红十字会400万元财务违规的公告，2011年轰动全国的“郭美美丑闻”曝光，红十字会删除了相关年度及之前的审计与财务报告。

③ 参见新华网：“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为何这般难”，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6-13/4922727.shtml。

④ 《慈善法》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都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财务会计报告须经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