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内容：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索起点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一个时代任务，也是一个历史论题，对于该问题的考察，应具备长周期的视野。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始于近代，根据彼时学者的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可被归纳为，研究主体主要表现为但不限于中国人士，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学术特征主要表现为不拘泥于已有经济学说的研究领域和体系，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对古今中外的思想与方法皆有批判吸收，从而建立的具有科学性、原创性和系统性的经济学术（程霖等，2018）。针对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研究，存在两个维度：一是对近代探索的历史过程、代表学者、主要文献和学术观点等进行挖掘和评析。在该领域，学界已积累了一定成果（叶坦，1998；孙大权，2006，2011；李翠莲，2009；邹进文，2010；易棉阳，2019）。二是从体系构建的层面，对近代形成的围绕中国经济学的论述与理解加以梳理提炼。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系构建是一个学术热点，大量研究从科学内涵、研究任务、指导原则、理论主线和体系结构等角度展开了热烈讨论（洪银兴，2016；逄锦聚，2016；张宇，2017；宋宇和任保平，2018；高帆，2019；周文和代红豆，2020）。事实上，近代也有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丰富阐释，前文有关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归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之于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若干基本认识。然而，针对这些思想的系统研究尚付阙如。尽管一些研究在某些相关领域（如西方经济学说传播与中国化（程霖等，2018）、近代民生经济学（熊金武，2012，2016））、代表学者（如王亚南、陈豹隐等的经济思想（谈敏，2000；陈克俭和罗郁聪，2001；卢江和钱书法，2012；钟祥财，2016））和部分主要文献（贺渊，2017；叶世昌等，2017）等的考察中，^①对该问题有所论述，但是这些研究仍不足以充分揭示近代学者的探索进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历史积淀。

在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探索的考察中，研究内容是一个重要方面。所谓研究内容，也可称为研究问题，是研究所包含的实质性事物，^②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对象性质或特征的素材和基础。^③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学而言，其围绕研究内容的探索，即是在确立了以中国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之后，更进一步去明确应研究哪些领域，以及这些领域应聚焦于哪些具体问题，等等。以此为视角，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内容无论从逻辑上还是时序上，都应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索起点。具体而言：第一，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托马斯·库恩指出，作为“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的“范式”（paradigm），其含义即为“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④有学者进一步表示，对于经济学，只要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总是要基于观察现象和识别对象，通过思维加工对现实进行理论解释，从而完成现象刻画与规律发现（金碚，2019）。以上论述虽然在具体用语上存在不同，但可以看到，关于研究内容的技术性规定，总被包含在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之中。第二，从学术立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从始至今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要求立足于中国本土，而识别中国经济问题中的一般性和异质性，本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的应有之意（高帆，2018）。同时，从“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提法出发，经济学派的命名可依据不同维度，如依据研究主体的物理界限命名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依据研究范式命名的“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依据研究内容和学术主张命名的“重农学派”“货币学派”，等等。^⑤经济学中国学派，或言中国经济学的命名，即表现为特征性的研究主体的物理界限与研究内容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内容的确立是中国经济学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第三，从学术演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学自近代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向舶来经济学说学习为主要的转型动力。“且不谈其引进方式应否依样画葫芦地照搬问题，也还有一个是否准确照搬问题”。^⑥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系统的学术体系存在巨大的理论难度，但出于对经济学应用性的普遍追求，^⑦很多学者在接触了舶来学说后，随即对中国经济问题多有关注，进而积累了有关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设想，为更进一步的体系构建提供了支撑。

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近代学者所关注的研究内容，很多带有特定的时代特征，而今探讨这些是否还有意义？当然，答案是肯定的。首先，识别并捕捉近代中国的经济矛盾和主要问题，可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自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路，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基础、演进特征及症结冲突等。其次，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近代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其体系构建的必要组成部分，对此进行考察，对认识近代和发展当代的中国经济学都存在价值。再次，客观而言，中国经济自近代以来始终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即便是当代乃至改革开放后，很多经济学术也带有应对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但这不排除其在随后有所推进、深化，甚至形成科学内洽的逻辑串联，从而逐渐构成更具一般性的理论体系。所以，不应简单地遗弃这些看似仅具有阶段性解释力的经济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学的相关探索，也应同此理。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的角度，系统考察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在近代时期的探索。通过科学限定和深入挖掘一手资料，识别出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有所开拓的历史文献，分类爬梳其中所展现的不同观点，最终指出：（1）该探索在体系构建的层面搭建起了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对这一时期中国的重要经济问题皆有覆盖和关注；（2）该过程体现出的关于构建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逻辑，就是在吸收、参照已有经济学说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关键要深入挖掘中国经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独特问题；（3）近代研究内容的探索未能构建起被学界公认而又能被后人加以沿用的体例，主要原因是其对经济问题的理论抽象和提炼程度较低，这对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也是一种启示。

本文对现有研究的拓展主要体现在：（1）提出了以体系构建（特别是以研究内容）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框架，形成了整合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成果的新的视角；（2）紧密围绕中国经济学的范畴，挖掘出一系列近代一手史料，拓展了该领域研究的文献基础；（3）系统展示了近代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在研究内容上的成果与进展，深化了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认识，并为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提供了历史镜鉴。

二、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成果识别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者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诸多努力。出于严谨性和可行性的考虑，本文须对涉及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史料进行识别与处理，具体方法说明如下：

第一，本文锁定有自觉意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成果。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有大量研究未在主观上上升至中国经济学高度，但其讨论的问题、形成的观点和采用的方法等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学做出潜在的重要贡献，^⑧还有一些研究甚至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积极影响。^⑨然而，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一方面，由于本文着眼于体系构建，那些有理论自觉的成果所提出的设想，自然构成了反映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最为直接的史料，其对于研究内容的看法，也体现了近代学者对中国经济学所应包含内容的核心认识；另一方面，如若面向广泛领域的中国经济学，无论是对那些具有潜在贡献的成果能否被视作中国经济学的判定，还是对这些成果所涉及的研究内容能否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判定，都是另外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遑论其史料范围可能巨大，为本文力所不逮。

第二，本文对中国经济学相关史料的选择，所依据的标准为能否符合近代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理解，而不囿于是否采用“中国经济学”的提法。由此梳理出的史料，除包含了“经济科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原论”等主题的研究外，也涵盖了很多“民生经济学”的相关成果。对此更为细致的解释是，由于近代时期学界所形成的民生经济学研究，是以民生主义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并借鉴已有经济学说，在建立一个新经济学体系基础上（叶世昌等，2017），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从而揭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推动中国实现国富民强的探索思潮。因此，民生经济学符合本文论及的中国经济学定义，^⑩应被视作中国经济学在近代的一种探索。甚至也有一些学者直接将民生经济学看作中国经济学，如“民生主义是一部中国经济学”，^⑪“民生主义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经济学”，^⑫“民生主义是总理经济学理的具体表现。……总理的经济学理，不特是富有科学性，而且对于中国的环境富有一种适应性”，^⑬等等。所以，民生经济学的相关成果应成为考察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一项史料构成。

根据上述界定，本文较为系统地挖掘并识别出涉及研究内容的近代探索成果，^⑭如表1和表2所示。其中，有的成果是主动而明确地提出了对于研究内容的设想，有的则是在系统研究中客观地呈现出了研究内容的主要构成，而两者皆被纳入本文的考察范围之中。

以上成果显示：第一，从发展时段来看，近代中国经济学有关研究内容的探索主要集中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尤其是40年代。第二，从作者分布来看，参与学者的背景较为多样，既有祝世康、赵兰坪等有西方经济学教育背景的海归学者，也有王亚南、陈豹隐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有以国内教育为背景的学者。第三，从主题类别来看，民生经济学相关研究在数量上占非常大的比重。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探索的若干内在逻辑：首先，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是以已有经济学说的深入传播为重要基础。相关成果集中出现的40年代，恰恰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达到高潮的阶段，此即为研究内容的探索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其次，中国学者要求构建一个与中国现实相适应的经济学术体系是一种客观历史趋向。正如上述成果显示，虽然这些学者的理论背景不同，但他们均践行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探索，使得此番努力虽未成经济学界之主流，但也并非个例，而可被称为一种学术现象。最后，近代研究内容的探索是积极寻求与本土相结合的过程。这或许正是民生经济学研究在成果中比重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无论是民生的概念还是民生主义的提出，都为中国人士的原创成果，且被认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进而成为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三、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分类考察

基于史料所反映的情况，该时期围绕研究内容的探索，无论是具体问题还是结构体系，都是较为多样化的，这可能是因为相关探索处于早期阶段，从而呈现出了一定的发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些观点相对零散，一些观点则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了某些共性特征，还有观点可谓自成一派。具体而言：第一类观点相对零散，是若干中国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问题的组合；第二类观点同样是兼顾了理论与应用两方面，但以“哲学—理论—政策”为主要构成，对内容的构建更为系统；第三类观点参照了《资本论》的体系结构，专注于理论问题；第四类观点则是参照了古典经济学的“四分法”，以理论问题为基本框架，辅以对部分实际应用问题的探讨。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彼时学者的观点，本文将依据史料所呈现的上述分类展开相应考察。值得注意的是，该分类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学术状况，即受到了多种舶来经济学说的传播影响，甚至形成了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民生经济学的三大派别。^⑮这种状况，也反映在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探索之中，即西方经济学中的古典经济学、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皆成为了参照对象，同时民生主义也在诸多研究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说明，中国经济学的近代发展之路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立足本土、吸收传统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与已有经济学说的融合之路。

（一）选取若干理论与应用经济问题为主要构成

第一类构成较为多见，主要是由学者依据中国经济现实，选择出他们各自认为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应用问题，以“民生”作为主线而进行组织串联。相对于其他构成分类，该种构成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还不是非常明显。

民生经济学起源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一些中国经济学对研究内容的构成探索，便直接源自于此。孙中山对“民生”做出了如下规定，“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⑯因此，符逸冰在讨论“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时即指出，应“在‘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民族的生命’的标题下，以民生主义的法则，引证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而得一中国的国民经济学”。^⑰客观而言，这类论述较为笼统，还需更进一步地与经济范畴和经济活动发生关联。

与之相应的，一些探索展开了更为具体的阐述。1928年，潘无知撰文提出建立“新经济学”。在回顾了经济学说史、论述了新经济学“以养民为目的”的特征和优越性的基础上，该文对如下内容进行了探讨：生产关系的分类和演化趋势，经济行为的分类，“财”的定义及其与民生的关系，^⑱在国际侵略背景下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养民等问题，以及反私有财产制、反自由竞争、非资本主义的主张。^⑲可见，这种内容构成是把许多概念、主张和经济问题都组合在了一起，但其在20年代末即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经济学意味的学术体系，初步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践、从规律总结到政策建议的研究内容框架，具有初创意义和一定的学术价值。

进入4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学”提法的明确出现，研究内容的体系性有所加强。黄宪章在1942年《大学月刊》关于“经济科学中国化”的专题探讨中，列出了十部分的“中国新经济学之体系”：（一）资本主义之史的发展及其一般的法则；（二）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的方法与其危机；（三）中国经济历史发展特殊现象与其因果；（四）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经济及其现状；（五）各国经济制度与经济思想之比较；（六）计划经济之理论与方法；（七）国防经济之理论与方法；（八）民生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九）国际经济问题的症结与战争之原因；（十）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推论。^⑳蒋中正的《中国经济学说》是一部以“中国经济学”为名的较为系统的著作，其呈现出的研究内容是：在界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及要求“对象不止于私企业或市场上的交易过程，而是民生与国防的统一体”的基础上，回顾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及经济实践，并指出民生经济学应包含“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民生与国防之合一”三个基本原则。这也可被视作在研究内容上形成了具体主张。另外，该书还分析了现有经济学说的不足之处、实业计划的精义和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畅想。^㉑陈豹隐认为，民生经济学应在蒋中正所述三个原则之上，进一步拓展为九部分，包括民生史观、以养民为目的、从经济法则出发的计划经济、合理的统制经济、和平的一次产业革命、彻底的钱币制度、各取所需的社会政策、永久的繁荣经济、民生与国防之合一。^㉒

以上成果显示，这一类构成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理论经济和应用经济的内容上跨度较大，但均强调了中国经济的特殊背景和特殊现状，要求对经济现实给出政策建议。而且，其彼此之间对于内容的选择虽然存在不小的差异，但也反映出近代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以前述40年代的三个成果为例，均涉及了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学的民生主义特征以及国防经济、经济体制和工业化等问题的研究。这种内容的交叉，一方面反映出学者对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固有性质及整理相应经验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对应了近代中国亟需摆脱外在因素不利影响，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代化转型，从而实现国富民强的迫切要求。

（二）以“哲学—理论—政策”为主要构成

第二类构成对体系完整性较为看重，将中国经济学看作是从哲学到经济理论，再到经济政策的系统。这可能是近代学者自行探索而得出的认识，也可能是受到了已有经济学说的影响。1930年，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出版了《三种国民经济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体系》（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Lehre von der Wirtschaft），将经济学划分为三类：经济哲学、经济科学和经济术学；随后，该书于1937年被译为《经济学解》而传入中国。^㉓恰至40年代，这种观点开始多见。具体主张如下：

1. 以“民生”为主线，研究相应的经济哲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袁亦山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对三大部分应考察的主要问题都进行了归纳：第一，“史的研究”。首先，应“发现中国过去经济运动的特独形式，过去促进或阻滞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向，与欧美不同”；其次，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配以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以创立民生主义经济制度”；最后，是整理各国经济政策以作参考。第二，“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此即“研究当前中国经济现实的运动法则，并理解其本质，其规律性，更从而根据其必然趋向以预测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中经济事象的可能动态，而指导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之建设工程的进行”。第三，“经济政策的研究”。在纵向上，包括计划经济政策与统制经济政策、保护政策、国际合作政策、国家资本政策；横向上，包括交通政策、工业政策、农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营贸易与合作制度政策。^㉔可见，此类构成与前一类有一定近似，但其对中国经济的诸多因素有更为全面的考虑，且其哲学、理论和政策间的逻辑也更为紧密。

2. 以系统性的经济学全学科作为研究内容。陈君朴在论证了民生经济学的目的、意义、理由和基准的基础上，综合了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和瓦格纳（Adolf Wagne）对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阐述，^㉕将民生经济学内容体系划分为三类：经济哲学、经济科学和经济技术。经济哲学，包括经济实体论和经济文化哲学；经济科学，包括重演绎法的理论的经济科学（一般的：社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世界经济学、计划经济理论；特殊的：生产经济学、分配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以产业部门为分类标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林业经济学、矿业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和重归纳法的经验的经济科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经济技术，则包括一般的国民经济政策、统制经济政策和国防经济政策，以及财政学、保险学、经营经济学。^㉖众北在探讨“经济科学的中国化”时也指出，可参照黄宪章的经济科学教育之分类（如图1所示），^㉗而后“依据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创造一个新的体系”。^㉘该分类虽未严格按照“哲学—理论—政策”为划分，但相应内容皆有涵盖。

可见，虽然以上内容构成非常全面，但更多的是把现存所有与经济相关的科目均加以整合，很难成为进一步开展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技术性规定。不过，一些观点也部分地对研究内容的具体化有过尝试。例如，众北讨论了在三民主义原则下应如何研究经济原理，即应考察“经济落后民族沦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过程，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则与其危机，民族自主经济建立的道路、私人资本操纵国民经济的法则与其危机，国家资本发展的道路、农业社会化与平均土地使用权及集体耕作的关系，最高利润率利息率及地租额之限制，提高工资与累进所得税率之可能的效果等等内容”。

（三）参照《资本论》体系结构为主要构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且对该领域的探索还有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作为思想基础。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我国学界出于“为着澈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而展开了论战。^㉙该论战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促使其中一些学者就如何切实开展中国经济研究进行了探讨。正如同期学者评价，“他们站在科学的经济学的立场，在发掘中国社会机构的内层，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由此而说明中国社会改造的方向、任务、和动力”。^㉚所以，此类探索相较于前两类构成，更集中于理论问题研究，采用了更为抽象的经济范畴作为内容，其代表性成果是1946年出版的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后文简称《原论》）。

总体而言，《原论》是在对中国社会做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判断的基础上，^㉛相应地展开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理论经济学考察。内容构成上，该书除第一篇中国经济研究总论主要进行研究方法的说明和论证之外，主体部分包括七篇，分别为中国商品及商品价值形态、中国货币形态、中国资本形态、中国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中国工资形态、中国地租形态、中国经济恐慌形态。另外，还有若干篇附论，包括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公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㉜显然，这些研究内容与前文所述的探索有很大不同；而其形成，起因于王亚南在整个研究体例层面的思考，即“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应当安排在怎样一种体系中来研究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王亚南主张“大体依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从而“确定其相互间的依属关系和发展演变规律”。^㉝

以上思路，使得《原论》的研究内容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采用了已有经济学说的范畴，但又不限于已有的范畴组合。如表3所示，《原论》以《资本论》第一卷的体系为参照框架，以资本、地租和利息等作为研究内容；但不同的是，前者是把工资形态直接置于利息与利润之后来讨论，因其侧重点是探究在近代中国的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复杂榨取形态，而非剩余价值原理本身（陈克俭和罗郁聪，2001）。第二，对于每一范畴的研究，《原论》皆注意考察其运动规律及发展方向，不停留在对其现实状态的分析判断上。例如，中国资本形态篇包括了四部分的内容：资本及有关资本发生发展的总概念，中国各种资本形态的量与质的考察，中国资本积累、集中、分散的总运动，当前资本上诸问题的分析。因此，这一篇不仅分析了产业资本在中国封建体制下先天不足的原因，又做出了中国产业资本变革需要包括土地、商业和金融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实现的趋势判断。正是这样的研究内容，连同方法论的选择与探索，使得《原论》最终揭示出了中国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落后的症结所在。

（四）参照古典经济学“四分法”为主要构成

还有一类探索，是以古典经济学的“四分法”（包括生产、分配、交易、消费）为参照体例。该体例来自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政治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作为对古典经济学的首次大综合，“四分法”的体系结构不仅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学者自撰的经济学教材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如1926年刘秉麟编述的《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3年朱通九编著的《经济概论》（上海书局）、1934年李权时著的《经济学》（黎明书局）、1934年赵兰坪著的《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等。所以，作为学界的惯用体例，“四分法”及其类似划分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过在具体构成上，有些研究锁定理论问题，有些研究则在部分应用问题上有所延伸。

1. 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分法”为主要构成。这一观点是对已有“四分法”的移植。有学者认为，民生主义对应着经济现象，而“在经济现象中，最主要的是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㉞还有观点指出，民生主义作为一个“以中国为本位的新经济学”，可划分为四个层次：“民生的生产关系”，包括人民生活中各种财物的生产，国民经济建设增产计划等；“民生的交换关系”，包括物物交换、货币交换、信用交换等；“民生的分配关系”，包括工资、租税等的分配，以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关于分配关系的主张；“民生的消费关系”，主要指消费合理化中包含的消费关系。^㉟此类观点中，刘耀燊的研究最具系统性。如图2所示，他将民生经济学的“以养民为目的”、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等主张结合在“四分法”之中，从而对每一领域应聚焦的方面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细化，也更贴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㊱

2. 以生产和分配的“二分法”为主要构成。此观点来自孙中山，他认为“经济学之概说，千头万绪，分类周祥，要不外乎生产分配二事”，^㊲这影响了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学内容构成的探索。如祝世康，他从事的民生经济学多项研究，一直是以生产和分配为探讨。^㊳谭辅之认为，一般经济学内容通常为“四分法”，社会主义经济学内容因主要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只有生产论。对于民生经济学，“消费问题是根据分配问题来的，交易问题是根据生产与消费问题来的，……，故生产论和分配论，在民生经济学上构成两大部门”。在此基础上，谭辅之认为生产论包括：1.价值论；2.劳力论；3.土地论；4.资本论;分配论则包括：1.地租论；2.工资论；3.利息论；4.利润论；5.赋税论。^㊴徐天一认为，民生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须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是经济之本质的研究”；“第二，是生产力的研究”，包括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思想，国土大小和地理性质，政治制度，生产技术，财政金融，交通状况，国际关系等；“第三，是生产之组织的研究”；“第四，是生产之技术的研究”；“第五，是分配之福利的研究”；“第六，是分配之机构的研究”；“第七，是国际贸易的研究”。^㊵

3. 以价值、生产、分配的“三分法”为主要构成。吴澄华认为，虽然孙中山只讨论生产与分配，但“价值论是经济学的基础与重心”，且孙中山的价值论，“是一种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价值论”。由此，吴澄华考察了“以社会劳动价值论为根据的生产论”，包括生产意义、生产主体、生产目的、生产方法、生产路线、生产机构、生产要素；以及“以社会劳动价值论为原则的分配论”，包括分配论的地位、分配论的意义及其历史范畴、分配之不公平及其问题之性质、解决途径、旧的分配论之不适当、新的分配论之应建立、工资、地租、利息、利润、赋税、薪给。^㊶

中国经济学“四分法”及其相关的内容构成，反映了在西方经济学传播下的近代中国经济学术状况，也展示出中国学者在将已有体系移植于中国本土时所做出的诸多努力，无论是将民生主义的具体主张渗透于四个环节，还是对价值论之于生产关系的思考，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然而，以“四分法”作为参照，虽然能够较好地厘清经济活动中的不同生产关系，也适合于经济学普遍化和通俗化的需求，但若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则不足以揭示不同社会性质和形态的本质，也未能与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发生深入结合。当时即有学者予以了批评，“有人以流俗学派的教本为模型来写一部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它的内容分为价值，交换，消费，生产，分配等编，从民生主义中搜集的材料来填入这种理论的形式，仿佛民生主义要构成这样的形式，方可以称为经济学似的，这就不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的错误”。^㊷

四、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探索评价

由上述考察可见，作为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必不可少的一项要素，有关研究内容的探索依据不同层次和视域，对中国经济学所应考察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整理，形成了丰富的观点。针对这些探索，本文对其整体进展、重要经验、存在不足及原因等进行了如下归纳与总结：

第一，近代探索搭建起了兼顾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框架，较为全面地覆盖了彼时中国经济的重要方面，在体系构建上实现了初步尝试。学者们虽各持不同观点，但若将这些观点加以综合，可呈现出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基本轮廓：理论方面，主要有中国经济历史演进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经济运行研究、中国生产关系研究、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研究、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等；应用方面，则主要有中国的工业化研究、农村经济建设研究、国际贸易研究、国防经济研究、财政与税收研究、货币与银行等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合作经济研究，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等。可见，近代中国较为突出的经济矛盾已基本被包含其中，换言之，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探索形成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困境的折射。同时，近代学者通过锁定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基于一定主线和结构的组织与整合，使得中国经济学实现了从抽象的研究对象到相对具体的研究内容的深化，为进一步选择、创新和检验相应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素材，因此对推动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也有一定贡献。

第二，近代学者探索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逻辑，就是在参照已有经济学说的基础上，瞄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而遭遇的特征性现实问题。无论是主观上有意识挖掘，还是客观上受当时经济问题的影响，上述学者总结出的研究内容，都是基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境况−从一个封闭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到经受资本主义经济冲击而被迫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并开始向开放现代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而提炼得出的。以上内容虽不能完全称为中国所独有，却也超越了已有经济学说的研究体系。正因为如此，越是独特的问题，越是普遍地被学者纳入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中，且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出了若干比较具有鲜明特征的理论创新。例如，对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判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龚云，2013）；又如，中国的工业化思想正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中都没有（或称至少不够成熟）的内容（张申和程霖，2013），其中更是产生了被西方学者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的张培刚及其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㊸以及以“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为核心，且主要理论和政策已被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所检验的本土学者谷春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孙大权，2016）。这些成果皆可作为构建科学完整的中国经济学所凭借的元素和基础。可见，独特的历史与国情赋予了中国经济独特的问题，而这些独特的问题又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能。

第三，近代探索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构建，尚未形成得到学界公认而又能被后来学者加以沿用的体例。此一则表现为近代学界在研究内容的问题上始终持多样化观点，未能形成高度统一的判断，再则表现为鲜有后续的学术工作是遵循近代开创的某一体例而实现了连贯深入的研究。导致该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近代探索尚表现为对若干经济领域的初步厘定，抑或是对经济现象的叙述和对已有经济学说的整理，未形成对其中的理论要素以及理论要素间相互关系的高度抽象与提炼，从而无法形成一套用以充分考察研究对象性质与特征的基本方式。当然，也有研究努力地践行了这一过程。《原论》即是在确立了研究“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这一问题的基础之上，根据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判断，以“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实质”的方法论，采用了《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经济范畴，但同时又进行了叙述次第的重新安排，才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性较高的、能为分析中国经济而服务的内容体系。^㊹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贡献了该著作的价值。可见，一项研究在结合现实的过程中，更要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层次的提升，否则便很难对问题做出深刻揭示，也很难成就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

然而，大多数成果未能实现这样程度的探索。造成这种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学科研整体水平的不理想，如高水平人才缺乏、对经济理论理解程度偏低等（Cheng和Zhang，2017）。但更为本质的是，在一段动荡的、处于快速变化且未来方向尚不明确的历史进程中，成熟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极大难度，即“新的经济思想由于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形成，它们必然是幼稚而不完备的”。^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尚未成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公认命题，遑论成熟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主线、原则等的探索，对研究内容的进一步聚焦和厘清也具有重要意义。前者处于发展起步过程，后者也将很大程度地处于这个阶段之上。

五、结论与启示

近代时期，我国学者明确形成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觉，他们虽有不同的理论背景，但纷纷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在体系构建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上进行了诸多探索，通过参照已有经济学说并立足于中国本土，提炼并整合出了涵盖理论与应用领域的一系列特征性问题。这些问题皆蕴含在中国经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之中，大多超出了已有经济学说的研究体系，并已局部地实现了理论创新。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学服务于中国国情，而中国国情也塑造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形态，并提供了创新发展的可能。但是，近代探索未能成功开创受到学界公认而又可供后人沿用的体例，直接原因是其对经济问题的理论抽象和提炼的程度较低，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制度缺乏基本稳定性，难以孕育出成熟的经济学体系，况且近代中国经济学尚处于吸收已有经济学说的阶段，经济学的科研整体水平不高，不足以支撑一个新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另应指出的是，本文所归纳的研究内容，不代表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全部情况，除史料的挂一漏万，如前所言，那些尚未上升至中国经济学理论自觉层面的，以及那些对现代经济学形成有所贡献的研究成果也有可能对该问题做出补充，还有待学界同仁共同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是经济发展、经济制度，还是经济学科建设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呈现出实现经济理论创新的极大可能。而近代学者在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上的探索，为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构建提供了如下启示：首先，应进一步发现并归纳中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历史探索已证实，中国经济现实中越是具有特征性的问题，越是可能孕育出具有创新性的经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世界范围内别具一格，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一系列伟大实践，都应成为中国经济学得以确立并发展的现实基础。其次，应进一步重视理论抽象与规律提炼。近代时期，在研究内容上实现较高理论抽象度的中国经济学探索，往往也是具有较高创新度的成果。其中可能的逻辑是，一项研究在开展之初，内容大多起步于较为宽泛的领域抑或具体的现象；之后，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确切、研究方法的不断推敲等，领域会不断细化，现象中的属性、关系和规律等也会不断地被提炼出来，使得研究内容朝着更具体的研究体例发展，成为服务于研究目的的载体。因此，理论抽象度较高的研究内容应成为构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经济学不缺乏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特殊性，相应地也具有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所以，推进学术研究系统性与理论性发展应是未来深化探索的一个重点。

① 该两项研究考察的代表文献是蒋中正的《中国经济学说》（1944），而因陶希圣在该书撰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有关陶希圣的学术思想研究对此也有一定论述。

② 内容，是事物内部所含有的实质或存在的情况。参见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第1卷词语卷》（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0页。

③ 具体而言，研究对象相对抽象，研究内容则相对具体；前者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后者的范围，后者则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前者的性质或特征，是相应的素材和基础。参见郝云宏：《时空相对：对于经济学及其发展的一种解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④ 引自[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

⑤ 以某一维度为划分而命名，并不代表其他方面就没有差异，而更多地应被看作是一种特征的凸显。

⑥ 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绪论第2页。

⑦ 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具有五大特点：开放性、阶段性、应用性、创新性和局限性（Cheng和Zhang，2017）。

⑧ 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有诸多颇具特色且成果较为丰富的研究领域，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工业化与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国财政金融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研究等。

⑨ 该现象在中国留学生于海外发表的学术成果中更为多见，学界目前已有研究专就其影响和贡献进行了考察（杜林远和邹进文，2016；王金龙和元青，2018）。

⑩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参照近代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定义，部分民生经济学的研究，在对研究对象的表述上更追求一般性，并未明确要求锁定于中国经济问题。但事实上，民生经济学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学术底色，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成果（熊金武，2012）。同时，民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民生主义的提出，本就带有解决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国由贫弱到富强的强烈意图。因此，民生经济学的研究非脱离中国本土而仅尝试开拓一新研究范式，反而与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⑪ 引自高叔康：《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三民主义半月刊》，1943年第3卷第11期。

⑫ 引自忠诚：《民生经济之真意义》，《建国公论》，1946年第1卷第2期。

⑬ 引自颜悉达：《民生主义底经济体系》，提拔书店1940年版，第14页。

⑭ 具体方法为：对著作的整理，本文参考《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年）》（谈敏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中的“A1 经济学通论”“B政治经济学”以及“D中国经济”分类下“D2 中国经济基本理论”下的“D2.1 总论”“D2.2 中国经济问题”“D2.3 中国经济形态”“D2.4 经济改造”所罗列的图书目录，结合大成故纸堆数据库（www.dachengdata.com）和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www.cnbksy.com）提供的资料，手工检索出能够确定其内容并符合本文选择依据的著作。另外也有自行检索补充的著作。对于文献的整理，本文在大成故纸堆数据库和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以“中国经济学”“民生+经济学”“三民主义+经济学”和“民生+经济科学”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手工检索出符合本文选择依据的文章。受资料限制，本文并非实现了对相关史料的完全列举，尤其是在近代海外留学生的研究领域，本文主要依据学界现有成果，暂未识别出符合本文所规定标准的史料。但是，以上梳理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代的探索情况。

⑮ 该观点更强调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经济学。参见叶世昌、孙大权、丁孝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⑯ 引自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32页。

⑰ 引自符逸冰：《现代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精忠导报》，1943年第8卷第2期。

⑱ 作者对“财”的定义是，“在经济上是有价值的”，而是否有价值，则在于是否可以满足欲望。

⑲ 引自潘无知：《新经济学建设——经济学革命论》，《革命评论》，1928年第15期。

⑳ 引自黄宪章：《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大学月刊》，1942年第1卷第11期。

㉑ 参见蒋中正：《中国经济学说》，连锁书店1944年版。

㉒ 参见陈豹隐：《民生主义经济学之特质及体系》，《四川经济月刊》，1943年第1卷第1期。

㉓ 参见[德]宗拔（Werner Sombart）：《经济学解》，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宗拔为近代之翻译，即指桑巴特。

㉔ 引自袁亦山：《民生主义经济研究发凡》，《经济科学》，1943年第6期。

㉕ 陈君朴指出，桑巴特（原文作桑伯特）认为经济学应分为经济哲学、经济科学、经济技术三部分，瓦格纳认为应分为五部分，即叙述经济现象、阐明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决定社会功过的标准、决定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与方法。此处“桑伯特”与“宗拔”一样，均指桑巴特，而“经济技术”与“经济术学”相同，只是翻译上的差异。

㉖ 引自陈君朴：《民生主义经济学体系建立论》，《中央银行经济汇报》，1944年第10卷第4期。

㉗ 参见黄宪章：《我国经济科学教育之商榷》，《大学月刊》，1942年第1卷第4期。

㉘ 引自众北：《经济科学的中国化问题》，《大学月刊》，1942年第1卷第8期。

㉙ 引自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4页。

㉚ 引自钱俊瑞等：《中国经济问题讲话》，新知书店1938年版，第3页。

㉛ 1946年版《原论》中反复出现这一表述，甚至1957年的增订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第一章即为“导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研究上的两条战线”。

㉜ 参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公经济指国营、省营经济事业；奥大利则为奥地利。

㉝ 这出自1957年王亚南对《中国经济原论》的增订版（并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但因1946年版已经采用了这种研究体系和研究内容，证明了王亚南在当时已有明确想法。后文同。参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1页。

㉞ 引自公正：《三民主义与民生经济学》下，《建国公论》，1946年第1卷第3期。

㉟ 引自忠诚：《民生经济之真意义》，《建国公论》，1946年第1卷第2期。

㊱ 引自刘耀燊：《养民经济论》，民族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附录。此处的“发达”为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的提法。

㊲ 引自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三集，三民公司1928年版，第8页。

㊳ 参见祝世康：《从经济原理解释民生主义》，《时事类编》，1939年第40—41期；祝世康：《民生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学说》，《经济论衡》，1944年第2卷第7—8期；祝世康：《民生主义经济思想的体系》，《财政评论》，1945年第13卷第4期。

㊴ 引自谭辅之：《民生经济学论纲》，《振导月刊》，1942年第1卷第3期。

㊵ 引自徐天一：《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体系》，《经济论衡》，1943年第1卷第3期。

㊶ 引自吴澄华：《民生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之试探−价值论、生产论、分配论》，《华大经济学报》，1944年第1期。

㊷ 引自高叔康：《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三民主义半月刊》，1943年第3卷第11期。

㊸ 引自周天勇：《“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悼念张培刚先生》，《光明日报》，2011年11月25日第6版。

㊹ 引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第49—55页。

㊺ 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绪论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