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长期以来，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倾向于将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视为外生于市场的，是受其他外在因素的扰动而产生的短期生产过剩，这些因素可能是信用、利率等因素造成的货币供给波动，或者是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以及新投资的急剧增长；进而，通过对冲击因素所作的进一步细分，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一系列差异性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如果经济周期源于外来冲击，那么克服或缓和经济周期的基本思路就在于减少和避免这种外来冲击；进而，如果实物因素的冲击因体现为偶然的黑天鹅事件而难以避免，那么就应该致力于减少和抵御货币和信用等来自人为政策的冲击。近年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根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是不良货币政策的结果；因此，要降低货币因素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就应该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推行维持货币中性的货币政策，甚至应该将货币发行非国家化。也就是说，快速解决当前经济衰退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无为而治”。此策果行乎？

这里，面临着一个根本性问题：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究竟是外生于市场的，还是内生于市场的？波斯纳（2009）就认为，“经济萧条或者衰退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最没意思、通常也属最不严重的类型就是市场常规运行之外的某种未预见到的经济冲击打破了市场均衡……第二种类型……属于诱导性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通过大幅提高利息率的办法打破了已经演化为长期高通货膨胀的局面……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类型的经济衰退/萧条是由投资泡沫的破灭引起的。这是一种由内部发生的经济萧条，如1930年代和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萧条曾经以及正在例证的那样，尽管也还有其他例证，包括1990年代早期的全球经济衰退……泡沫经常是由错误的信念造成的，错误地相信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某一市场，甚或整个经济正步入一个增长的新时代。”^①也就是说，引起经济萧条的因素众多，其中，外来冲击只是构成经济萧条中最不严重的类型。由此就引出第二个问题：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能够从根本上避免或解决经济危机吗？显然，如果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有大部分是市场内生的，那么简单地让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乃至将货币发行私人化并不能避免或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纯粹市场机制甚至并不会比混合经济导向更少的经济危机和更弱的经济萧条。

更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识别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根本上，这与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关，进而又涉及对市场定价机制的剖析和理解。本文沿着《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心理−权力框架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审视》一文开辟的理论视角作进一步分析：市场经济中的马太效应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而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产生了拥有购买力显著不同的群体，进而又造成了产品的等级化以及价格的分层化，这就是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正是基于这种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高级产品吸引了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需求，从而具有高位价格，进而也会为厂商带来高额利润；进而，拥有生产者主权的厂商也会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诱导那些低收入的社会大众消费这些高级产品，而消费信贷等支持手段则进一步激发社会大众对高级产品的超前消费（朱富强，2018a）。显然，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刺激厂商将其生产资源和所获信贷集中投资到高级产品的生产中，由此就会造成生产结构、消费水平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严重脱节；这样，随着信用的收缩，高级产品的需求和投资也必然首先遭遇冲击，进而通过实际效应和心理效应而扩散到其他中间资本品和相关产业上，最终就会引发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

基于上述分析思路，本文致力于这样几方面的工作：（1）基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维度来挖掘经济周期的内生机制；（2）进一步揭示内生于市场的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和触发因素；（3）全面考察信贷扩张在经济周期中所扮演的角色；（4）进一步分析内生于市场体系的经济危机在爆发前后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特性。同时，以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为切入口，在推演内生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理论的过程中，本文结合了对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相关观点的评述，从而使得文章的写作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正是通过这样的逐层分析，本文提出：经济周期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它是锦标赛制市场定价带来的消费分层以及消费心理强化之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同时，信贷扩张主要是源自社会大众对高级产品的需求引导以及厂商对高级产品的投资冲动，而这又与以收益为目标的市场定价体系以及厂商制造的效用“噪音”有关。这样，本文就给出了一个系统而全新的经济周期认识论，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市场经济的真实运行规律。

二、审视经济危机的需求不足观

在剖析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之前，我们首先对一些流行观点进行解析。一般地，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经济危机直接归咎于所谓的“生产过剩”，其理据是，危机发生期间往往存在大量未能出售的商品，同时也会出现显著的产能过剩和劳动力闲置。但此观点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产品供给并没有满足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又何以称“生产过剩”呢？有鉴于此，奥地利学派就极力否定“生产过剩”说。罗斯巴德（2017）就写道：“除了伊甸园，没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存在。只要任何的‘经济’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一直需要生产，这种普遍的需求满足不可能发生，在1929年，这种需求达到满足的点当然不可能达到。”^②这一事实潜含的明显寓意就是：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并不能简单地用总量意义的“生产过剩”去解释，而更应该从供给结构上进行分析，是供求结构的失衡造成了其中一些产品出现出“生产过剩”状态。也就是说，所谓的“生产过剩”，只是由于供求结构存在严重失衡而造成的“相对过剩”。进而，这种“相对过剩”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从根本上讲，这是源于产品供给的不合理而非社会需求的不足。为此，我们就应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非总需求的刺激上寻找危机的解决办法，进而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基本立足点。

同时，与“生产过剩”相对应的是“消费不足”。其实，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凯恩斯经济学，或者其他一些流行理论，往往会从需求维度来分析经济波动，这不仅将经济危机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且还从提升需求的角度来探究解决经济危机和摆脱经济萧条的经济政策。一般地，“需求不足”明显地表现为这样两方面：（1）社会大众尤其是富裕阶层开始减少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进而造成相关产业和产品的需求显著不足；（2）收入下降的社会底层甚至无力购买足够的基本生活品，从而导致福利水平明显下降和贫困加剧。由此又引发出这样两大问题：第一，既然社会大众连基本生活需要都没有获得满足，这些产品为何还会面临着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呢？从根本上讲，这与产品结构有关。有效需求不足根本上也是结构性的，是目前市场上大量供给的产品缺乏足够的需求，而那些有需求的产品则也可能同时存在供给不足。第二，既然经济危机已经导致商品价格出现了普遍下降，社会大众为何还会无力购买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呢？从根本上讲，这与社会收入结构及其变化有关。

第一，收入结构决定了需求水平的总体不足。一般地，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结构是相差悬殊的，那么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支出不足，而这种消费不足根本上也就源于社会大众因较低收入而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同时，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不仅工资水平出现普遍下降，而且工人也出现大规模失业，这些又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对高级产品的消费能力。正是基于这一逻辑，马克思经济学倾向于将生产过剩归咎于社会大众的购买力不足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产业结构“生产比例失调”。其中，“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指，消费品需求的增长慢于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从而导致了总供求失衡。原因在于，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竞争产生了不公的收入分配，由此导致社会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进而，两极分化又导致穷人的购买力不足和富人的储蓄过度以及总消费需求不足，由此引发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马克思和恩格斯（1974）曾写道：“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③

第二，消费结构带来了需求能力的突然下降。上述分析还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经济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社会消费能力的急速下降，而收入（下降）效应是经济危机爆发后出现的，那么经济危机爆发时为何会出现断层式的需求骤降呢？毕竟，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并不会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动。这就需要对需求能力突然下降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具体说明如下：当一个社会超越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过度追求高级产品的消费时，就会出现消费透支和剩余不足，进而致使社会消费能力的虚脱；同时，当消费能力的虚脱因某个触发因素而成为社会的共同知识时，它就会通过市场互动和相互反馈而形成扩大效应，由此造成断崖式的需求下降并阻碍进一步的生产和投资，进而在一连串“蝴蝶效应”的作用下引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沿着这一维度，我们就可以将经济危机与消费结构或消费方式联结起来。事实上，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从根本上说并非消费者所自主的，而是受到社会风气尤其是生产者主权的影响和支配。一方面，在效益原则主导的市场经济中，逐利的厂商必然会偏好生产那些富裕阶层所需求的具有高交换价值的高级产品；另一方面，在生产者主权的现代社会中，高级产品的厂商往往可以通过形塑社会偏好来引导社会大众进行攀比式消费，将大量金钱花费在一些并非紧要的次一级需求上，从而就出现整个社会对高级产品的过度需求。

只要稍作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普遍存在对高级产品的过度需求现象。例如，对生活在美国联邦贫困线（收入水平绝对值）以下、占总人口12.6%的美国人所做的调查就发现：一方面，80%的人拥有空调，近75%的人至少拥有一辆小汽车或卡车，近33%的人拥有一台计算机、一台洗碗机或者第二辆车；但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又没有钱来购买食物之类的基本生活品（威尔金森和皮克特，2010）。同样地，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已经进入了联合国所划分的20%—30%的富足区间。^④正因为如此，纯粹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之间的不对称，必然会存在消费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脱节；进而，消费层次的超前又会刺激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乃至产业结构也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正是由于纯粹市场经济往往存在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扭曲，导致经济危机就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并由市场运行机制所激发。

一般地，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体现在如下五个层次中：（1）市场定价与收入分配之间具有内生性；（2）收入分配与市场需求之间具有内生性；（3）市场需求与产品价格之间具有内生性；（4）产品价格与企业利润之间具有内生性；（5）企业利润与产业结构之间具有内生性。其逻辑是：市场定价体系决定了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决定了不同层次的消费能力，消费能力的差异又导致商品的等级化和价格分层，产品价格的市场分层产生了不同水平的企业利润，进而又引导厂商的生产与投资。其中的主要机制在于，产品的需求及其价格往往受制于消费者的购买力，而购买力又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这样，较大的收入差距就会造成较明显的需求和价格分层：一方面，低级产品的需求不足，导致低级产品的价格往往偏低；另一方面，高级产品的需求提升，导致高级产品的价格往往偏高。进而，需求和价格分层又会造成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的扭曲：一方面，满足大众真实需要的产品生产和投资不足，相关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也严重受限；另一方面，满足富人需要以及其他受诱导的非真实需求的产品生产和投资过度，相关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也不断升级。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出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就会造成这样两大问题：（1）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普遍的需求不足达到一定限度就会造成总体经济的生产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2）需求结构的明显扭曲。如果高级产品的市场需求显著地高于人们的真实需要，那么这种需求“虚脱”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崩溃，从而导致相关产业的衰退和企业的破产。

最后，生产过剩或者需求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还呈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危机时期的产品价格往往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利润下降或为零，甚至为负就是经济危机的重要特征。这又引发了思考：经济危机时期的出售价格为何会低于其生产成本呢？在罗斯巴德（2017）等奥地利学派学者看来，其关键就在于原来的买进成本过高了。那么，原来的买进成本为何如此之高呢？奥地利学派学者倾向于将之归咎于信贷扩张，这导致“不当投资从那些应该产生利润的行业转向了那些被证明不能带来利润的行业。所以与消费需求相关的特定商品生产过剩，而其他的特定商品生产不足”。^⑤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厂商为何会转向生产这些产品呢？原因在于，这些产品曾经给生产厂商带来了高额利润，只不过现在利润已经下降或消失了。因而更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产品的生产为何会从危机前的高利润转变为危机后的无利润？奥地利学派将之归咎为利率的变化，这是从成本角度的分析。本文则强调，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价格，这是从收益角度的分析。其基本逻辑是：市场经济赋予高级产品远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价格（交换价值），从而刺激厂商对之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同时，连锁的锚定效应又使得与高级产品相关的成本（如工资和其他中间品成本等）高涨，而在经济危机中，这些高涨的成本因存在刚性而难以与产品价格发生同比例的下降，这个留待第八部分进行剖析。从这个角度上说，“产能过剩”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信贷扩张，而应该从市场定价体系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正是通过对市场定价体系的剖析，我们才可以深刻地洞悉经济危机的根源，认识经济危机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

三、经济危机的发源：定价体系

奥地利学派学者否定流行的“消费不足”说，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危机的基本特点究竟体现为储蓄不足还是消费不足？由此就引发如下思考：经济危机的根本成因何在？事实上，经济危机爆发时的需求不足往往呈现出这样两大特征：（1）消费不足往往不是短期内的全面性呈现，而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2）在经济危机扩散过程中，需求不足更为多地体现在资本品和非消费品上。这里提供的关键信息是，消费不足不是体现在所有商品上，尤其不是体现在必需品上；相反，它首先并集中体现在高级品或奢侈品上，进而扩散到与之相关的资本品上。其中，奥地利学派着重剖析了资本品的需求不足，但没有剖析何种资本品存在需求不足，更没有进一步追溯高级产品的需求急速下降这一根源。本文则对此进行深入的考察。

一般地，在经济危机爆发后，高级产品的需求往往会面临更大的冲击。这主要有这样两大原因：（1）高级产品的需求具有更为强烈的心理特性，相应地，经济波动造成的心理恐慌首先就会冲击高级产品的需求；（2）高级产品的成本受锚定效应的锁定而具有很强的刚性，相应地，经济危机爆发时也就难以依据市场需求来降低成本。两者结合就产生了经济危机中的显著现象：一些生产高级产品的大企业会出现巨额亏损而倒闭。这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高级产品的供求为何更容易出现失衡？这就与高级产品的过度生产和投资有关，而这又源自市场机制的激发。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分析高级产品的供求问题。第一，高级产品具有这样两大特征：（1）生产上，高级产品的生产往往依赖更多的资本品和更高级的技术，这有助于降低其他厂商的竞争而维持其产品等级；（2）消费上，高级产品的需求往往依赖更高的购买力和消费外部性的诱导，这有助于提高其价格水平以及相应的利润水平。第二，这两大特征使得高级产品更容易趋于过度繁荣状态：（1）技术创新和生产投资往往集中在高级产品上，从而导致高级产品的生产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以及在质量上不断升级；（2）高级产品中嵌入了更为强烈的心理效应，这导致它的市场需求往往源自攀比的欲求而非真实的需要，进而使得高级产品的需求在规模上不断扩张以及在等级上不断更新。

更进一步地，高级产品的供求失衡又是如何引发全方位经济危机的呢？这就涉及高级产品与其他产品或产业的关系，也涉及高级产品的供求失衡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心理效应，这些都会导致经济衰退得以放大。一方面，高级产品的生产对资本品和各种中间产品的依赖性更大，而社会大众对高级产品的追逐也就使得大量资源被投入到相关产业上，这则进一步使得与之相关的产业链被不断延长，乃至大量中间品被生产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高级产品的需求不足，就会迅速扩散到这些相关产业，使得各种中间资本品出现需求不足；相应地，所有相关产业就会出现大量的产能闲置，进而相关产业的工人也会失业，由此就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朱富强，2013）。另一方面，生产高级产品的大企业往往与其他企业（社会或政府）之间存在纵向或横向的密切联系。其中，纵向联系体现在与下属企业、部门之间存在人员、设备、资源的共享和产品的配套，横向联系则体现在与其他企业存在业务、借贷以及控股上的联系；而且，大企业的产品价格和劳动力工资在市场上也具有指标性意义，它的变动将在市场经济中产生显著的心理效应。因此，一旦出现大企业的违约、清算或倒闭，就会从实际和心理两方面对市场造成恐慌和收缩，从而就会导致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程度被进一步放大。

因此，正是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层以及攀比式消费造成了高级产品的过度需求，进而造成繁荣时期的高级产品无论是生产还是需求都超过了整个社会实际所能达到的水平：一方面，造成社会生产尤其是高级品生产超越了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另一方面，造成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源被大量浪费。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在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往往能够享受超出其真实能力的消费和福利水平；但另一方面，在危机爆发后，人们的消费支出和福利水平则出现坍塌式下降。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时期，产品价格往往也呈现出这样的双重特征：一方面，高级产品的价格因需求萎缩而大幅下降，从而造成产能的大量闲置和资源的显著浪费；另一方面，低级产品的价格因供给不充足（大量资源被闲置在高级产品的产业链上）而不降反升，从而进一步增加普通大众的生活负担。显然，这两者都会显著地降低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将人类的消费和福利从虚高水平重新拉回到真实水平，从而危机前的储蓄不足就转变成为危机后的消费不足。波斯纳（2009）就说：“当前消费水平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对先前不正常消费水平的抵消。”^⑥更有甚者，不理性的超前消费还会对整体福利水平造成更进一步的破坏。由于大量财富在消费高级产品中被耗费，大量资源在经济危机的产能闲置中被破坏，因此借助经济危机将人类福利水平拉回其真实水平的方式，必然会导致人们实际享有的消费和福利水平要显著低于社会经济发展所能够实现的消费和福利水平。也就是说，经济的波动式发展或周期性的经济震荡在总体上会降低人们本可以获得的福利水平。这从不同等级产品的价格变动趋势中就可窥见一斑。

一般地，经济危机出现后，不同产品的价格涨跌趋势往往存在不同步性；其中，高级产品价格主要呈下跌趋势，而低级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上涨，至少低级产品会出现相对于高级产品的价格上升。这该如何解释呢？一方面，这涉及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对信贷伸缩的敏感性，投资支出往往比消费支出对信贷伸缩更敏感，从而也就出现更大的波动性。究其原因，投资成本主要依据贷款利率来计算，而消费成本则主要按储蓄来计算；显然，贷款利率往往比储蓄利率更高，因而利率的变动对投资的影响也就更大。基于这一分析可知，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利息和信贷的影响，投资支出往往要比消费支出下降得更快。另一方面，这涉及高级产品与低级产品的生产对资本品的依赖程度，高级产品的生产过程往往更迂回，从而需要更多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显然，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资本品价格的下降，也就必然导致低级产品相对于高级产品的价格上升；更不要说，低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往往较高级产品更低。

事实上，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消费支出的下降幅度往往较小，而且消费下降主要出现在高级产品上。同时，消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又在于因低级产品（必需品）的投资和生产不足而产生的价格上涨，而低级产品（必需品）的投资和生产不足又源于原先的大量资金被闲置在高级产品的生产线上。当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普遍的过度消费，导致经济危机时期的消费支出总体上也会下降；这样，在供给和需求都下降的情况下，低级产品的（绝对）价格是涨还是降也就存在不确定性。但不管如何，由于经济危机同时还造成普遍的失业和收入下降，因此福利水平也必然会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市场经济内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波动式（或震荡式）的经济增长带给人们的福利水平总体上要低于持续平稳的经济增长。进而，市场经济之所以经常呈现出波动式（或震荡式）增长，根本上又在于市场定价体系。

然而，罗斯巴德（2017）却否认繁荣时期的生产会超过真实的消费需求水平，其理由是“企业家的任务正是预测消费需求，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他们不能像进行其他预测那样预测消费需求，并根据这种预测调整生产结构”。^⑦但试问：如果企业家都能够准确预测消费需求，为何还会出现企业破产呢？进而，如果承认某些企业家因认识力不足而出现预测失败，又怎能否定在特定时期出现大多数企业家都预测失败而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呢？同时，罗斯巴德（2017）认为，即使社会收入悬殊而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这也不会带来消费不足，因为富人的储蓄同样可以变成投资，从而有助于维持生产结构。但试问：富人的消费会指向哪些产品？储蓄又会投向哪些领域？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学者犯下如此明显错误的关键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真实市场的定价机制，不知道市场定价体系造成的价格结构分层以及社会攀比效应带来的需求假象。

一般地，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因收入水平不同而购买力有所差异的消费者，他们所需求的产品也就有不同的市场定价。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价格分层状况往往就与该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关。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繁荣时期的产品价格分层为何比萧条时期更显著呢？难道繁荣时期的收入分配结构就一定比萧条时期更不平均吗？很大程度上，这涉及信贷扩张等造成的货币增发所产生的货币幻觉效应，因为处于货币幻觉之中的消费者更容易被生产者诱导而进行超前消费。事实上，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货币数量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进而也就影响到生产和投资。例如，按照哈耶克（1958）的观点，^⑧经济危机的发生直接源于生产结构的缩短，而生产结构之所以会缩短又在于原先的生产结构延长是源于信贷的扩张。其基本逻辑是：当信贷扩张等导致货币数量增加时（货币交易系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利率将低于市场利率，企业家将使用资本品来替代原来的生产要素，这将刺激资本品生产而将更多要素投入到更早阶段，从而使得生产阶段增加和迂回程度加深，进而引起消费品减少而产生“被迫储蓄”现象；但是，由“被迫储蓄”引起的生产过程延长并不能长久维持，因为当增发货币转化成货币收入后，人们也会努力恢复原有的消费水平，甚至因货币增加而拥有更大的购买能力，就会使得消费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品的更快上涨，从而引起原始生产要素向消费品转移，进而导致生产结构的缩短。正是基于这一分析，奥地利学派将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果真如此吗？

其实，这就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如何理解信贷扩张与收缩在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显然，考虑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后，那么货币增发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消费品和资本品之间，而且还影响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内部，尤其是不同等级的消费品价格。相应地，货币增发对经济的影响也不仅停留在诱发资本品的生产与投资这一层次上，而是要进一步考虑它对整个高级产品（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生产和需求的诱导。究其原因，消费品和资本品本身都是异质性的，货币收入的增加以及信用的扩张往往有助于消费层次的提升，从而促进高级消费品以及相关资本品的生产和投资，进而又会更大限度地耗费人类资源。显然，这些都是奥地利学派所忽视的。事实上，受生产者主权诱导，市场经济中的需求往往会超出其真实消费能力，这导致储蓄率必然较低，从而也就难以促进生产过程的延长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信贷扩张将会造成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脱节，从而也就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炸弹”。

四、经济危机的助长：信贷扩张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繁荣时期的社会生产和消费（尤其是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会超越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从而破坏了经济持续增长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那么，社会生产（尤其是高级品的生产）又是如何超越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呢？除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助长和加速机制，这就是信用和信贷扩张。奥地利学派坚持认为，经济周期就根源于信贷扩张对生产投资的刺激，从而引发了不当投资和虚假繁荣。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信用和信贷的扩张在产业结构的扭曲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呢？

其实，奥地利学派基于这样的逻辑分析信贷扩张：一方面，信贷扩张导致货币量增加，进而使得货币利率被人为降低，这就刺激厂商对“更为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对那些远离消费者的高级财货（资本品）进行投资，乃至生产结构和过程逐渐延长，进而又抬高了资本品和其他生产者的商品价格；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并不能持久，随着增发货币转化为收入，工资、地租和利息都会逐渐提高，人们对消费品或低级财货的需求也就逐渐上升，从而导致生产资源从高级财货向低级财货转移，进而导致高级财货（资本）出现需求不足，乃至原先的大量专用性投资出现闲置和浪费。这也意味着，信贷扩张对生产投资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在短期内有助于投资的增加，并会为厂商带来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其所激发的投资往往并不恰当，这种失误在繁荣过后就会显示出来。米塞斯（2013）曾写道：“市面兴旺期的错误投资等于将一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要素放错了地方，以致牺牲了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生产。”^⑨罗斯巴德（2017）则认为：“繁荣持续的时间越长，扭曲和不当投资的程度也越深。”^⑩

正是由于将经济周期归咎为信贷扩张，奥地利学派就主张要避免商业周期，银行只需抑制信贷扩张就行了。果真如此吗？其实，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内含了两大重要局限：第一，它将信贷扩张主要理解为投资信贷扩张，因为信贷扩张导致市场利率下降，进而使得资本品的价值上升而引发对资本品的投资；第二，它认定信贷扩张必然导致生产过程的延长，因为信贷扩张带来投资成本下降，进而使得原先无利可图的项目得以生产。但问题在于：（1）信贷扩张也会导致消费品的价格上升，为何全部或主要资金就一定会投入到资本品生产领域呢？（2）生产方法和过程的变动根本上依赖于技术，而技术往往并不会与信贷同步发展，那又如何认定信贷扩张一定会诱发新的生产阶段并导致生产过程的延长呢？霍特里在20世纪30年代对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所作的批判就指出，银行所发贷款的较大部分都没有使固定资产增加，而是投资到了营运资本和产品存货上（史库森，2016）。

一般地，信贷扩张有两大方向：一是生产信贷。资金增多使厂商更倾向于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行投资，从而使得生产过程和资本结构得以延长，进而使得高级财货的生产得以扩大。这大体上已经为奥地利学派所着重阐发。二是消费信贷。资金增多使人们能够进行超前消费，乃至那些低收入者也能够更早地消费高级产品（如房产等耐用品、豪华汽车等奢侈品以及高档手机等轻奢品），从而诱发对高级消费品的生产以及相关产业和资本品的投资，而受货币幻觉驱动的消费者也更容易在生产者主权的诱导下增加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而这些在奥地利学派的分析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正是由于消费的外部性以及廉价的信贷，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第二辆或第三辆汽车，也不断更换汽车，从而造成汽车产量不断增长。例如，2005年美国的汽车销售量达1 700万辆，而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后迅速下降到1 300万辆（波斯纳，2009）。显然，这意味着信贷扩张产生出了双重效应：经济繁荣时期的攀比式消费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高级产品的需求；而信贷扩张也使得厂商可以将大量的资金投资到高级产品及其相关资本品的生产上。同时，两者还相互强化，共同推动高级产品的畸形繁荣，进而也就会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

在这里，我们要对两个基本概念加以区别：高级财货和高级产品。高级财货概念是奥地利学派创造的，它是指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高级产品概念则来自美国老制度学派的著作，它是从产品等级意义上而言的，主要是指高需求层次上的消费品（当然也包括高级资本品）。由此，我们可以审视一个流行论断：高级财货（生产资料）行业的波动往往大于消费品行业。流行观点用加速原则来解释资本品行业的剧烈波动现象：首先，繁荣时期的消费需求增加会大幅度提高资本品需求，进而产生一种倍数杠杆效应；其次，资本品需求的加大与资本的耐久性成正比，即资本品的耐久性越强，则该产品每年的重置需求水平越低，扩大效应也就越强；最后，当消费需求趋缓后，也就会触发资本品行业的萧条。但罗斯巴德（2017）却指出了加速原则的解释所潜含的一系列错误：（1）经济繁荣之前处于长期平衡状态这一假设前提是不现实的；（2）消费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对资本品的需求并不一定要在同一年内购买；（3）资本产出比例不变这一潜含假设忽略了要素之间的替代性；（4）没有考虑企业家会根据价格体系对市场中所有生产进行有效管理；（5）从单独机构或行业直接跳跃到了整个经济上进行分析而犯了合成谬误。

同时，除了上述罗斯巴德认识到的问题外，加速原则的解释缺陷还在于它以厂商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使用为前提，但现实中几乎所有工厂在设计时都会留有一定甚至很大的剩余生产能力以应对市场需求波动。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变动并不会产生理论上的那种资本品投资扩张。其实，上述流行论断对现象的描述也存在偏误，因为无论是资本品还是消费品都有高级品和低级品之分，而波动较大的往往是高级品尤其是高级消费品。明显的现象就是，经济危机爆发之时往往会出现高级消费品价格的暴跌以及相关产业的衰退和崩溃。这就意味着，高级消费品行业的波动并不比高级财货（生产资料）更低，甚至反而可能会更高。当然，高级财货与高级产品之间也存在很强的联系，尤其是在信贷扩张推动的生产投资方面。其原因是：越是高级产品，往往越需要更多的资本品，越依赖于更迂回的生产过程；进而，也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资金或资源，需要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事实上，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是推动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以及日益高级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贷扩张不仅促成了资本品的投资和扩张，更主要是促成了生产高级产品的资本品不成比例的投资和扩张。

罗斯巴德（2017）就指出，“要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生产结构−资本结构−必须被持续地‘延长’。当越来越多的资本被追加投资并被用来维持高度进步的经济，越来越多的资本也必然被用来维持和重置这个扩大了的生产结构。这需要较高的储蓄总额，必须继续这样的储蓄，并把它投资到每一高级的生产领域。这样，零售商就会继续向批发商进行购买，而批发商又会向更大的中间商进行购买，等等。”^⑪这意味着，如果信贷扩张的后果只是强化了社会一般产品尤其是必需品的生产及其相关资本品的投资，从而使得一般产品或必需品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变得更高，进而得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真实需求，那么这种信贷扩张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正如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越富裕，用于生产后期阶段（即靠近消费端阶段）的资本资源的比例就越小（拉赫曼，2015）。问题在于，如果信贷扩张所推动的主要是高级产品的生产及其相关资本品的投资，进而推动奢侈消费品的不断升级，诱发社会大众的攀比式消费，从而就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快速耗竭，这也正是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显然，也只有在后一情形中，才会有米塞斯（2013）所说的“信用扩张的最后结果乃总体的贫困……，绝大多数的人必定要为繁荣期的错误投资和过度消费而付出代价”。^⑫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信贷扩张为何会促使生产者将大量资源投资到高级产品及其相关资本品的生产上？这又涉及市场定价体系。

一般地，市场定价体系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体现在：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了购买力的社会分层，进而导致商品的自然价值与交换价值发生脱节，其中高级产品的交换价值要远高于其自然价值，从而也就必然会吸引厂商的大量生产和投资，这已经为奥地利学派的先驱维塞尔所阐述；另一方面，在生产者主权的支配下，高级消费品生产者还可以通过广告以及社会舆论等方式来诱导普通大众追求高级品的消费，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实际需求进一步脱离经济发展水平，使得高级产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远离其自然价值，这也已经为美国制度学派的加尔布雷思等人所说明。从这个角度上说，要认识信贷扩张对经济危机的真实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就需要将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与美国制度学派的市场剖析结合起来。很大程度上，信贷扩张只是构成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或表层原因，只是加剧了经济危机，而不是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相反，经济危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市场定价体系，根源在于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造成的购买力分层。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又涉及分配规则和社会制度问题，从而就需要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去寻找深层或本质原因。

最后，我们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化呢？古典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倾向于运用集体权力或阶级权力对社会分配结构加以分析，倾向于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维度来论证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收入差距的拉大，进而结合边际消费倾向来论证社会整体的消费不足及其引发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权力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趋势，市场收入也主要决定于个人间的博弈而非群体运动，这就导致传统的收入分配分析框架的失效（朱富强，2015a）。既然如此，又该如何认识时下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分层呢？这就涉及权力碎片化所衍生出的放大效应：拥有“相对集中权力”的强势者获得了超比例的决策影响力，进而集中和控制了分配规则的制定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崛起和市场权力的碎片化，锦标赛制的收入分配规则开始盛行，收入分配结构也日益呈现出金字塔型（朱富强，2015b）。因此，要真正理解和解决新形势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就需要对碎片化的权力关系及其衍生效应进行深入剖析。事实上，罗斯巴德在对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分化进行反驳时就举例说，通用汽车总裁以及明星运动员等富豪都是“劳动者”，而很多地主、农场主以及零售商都很穷。这实际上就涉及劳动或岗位的等级：不同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往往依赖于其所属的岗位等级而不是他的劳动贡献或者努力支出，同时这种岗位等级工资呈现出明显的超级累进制特征，即薪酬差距随着职位的上升而递增，这就是锦标赛制定价（朱富强，2018a）。

五、经济危机的触发：外来冲击

上面的分析指出，信贷扩张促进了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从而推动了生产过程的延伸和经济繁荣。显然，如果对高级产品的需求具有持续性，相应的生产和投资也就可以持续下去，乃至生产过程也会不断延伸。问题在于，高级产品的需求总是会萎缩的，而需求的萎缩则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需求是如何急剧萎缩的？奥地利学派将需求的急剧萎缩归咎为银行信用的收缩，正如它原先就将需求的增加归因为银行信用的扩张。例如，米塞斯（2013）就说，“只要银行意愿一再地扩张信用，商业就随之繁荣”，而“当借贷市场再也没有信用媒介的增量投入时，繁荣就将立即停止”。^⑬果真如此吗？这需要审视这样两个问题：（1）信用扩张是否一定会产生持续的繁荣？这实际上是要说明是信用扩张停止导致繁荣终止，还是繁荣消逝导致信用收缩。（2）银行信用因何而收缩？导致银行信用扩张受阻的触发因素是什么？这实际上是要说明银行信用收缩是内生于市场的，还是外生于市场的。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货币主义者以及奥地利学派大多倾向于视信用收缩为因，而视繁荣破灭为果。例如，米塞斯（2013）写道：“信用媒介一旦停止增发，空中楼阁似的繁荣将立即湮灭。企业家必须收缩其经营活动，因为他们缺乏资金以继续那些规模过大的商业计划。”^②其理由是：一方面，面对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生产者的预期会逐渐变得悲观并减少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保持偿债能力，银行也要减少信贷发放。相应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在《美国货币史》中就将货币收缩到价格和产出下跌的过程视为因果关系的主线，并将货币收缩视为当局决策和银行体系持续存在危机的结果。其实，尽管信贷扩张刺激了生产和消费，尤其是刺激了高级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及其相应资本品的投资，从而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社会大众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收入水平，从而就会出现消费张力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脱节，并主要表现为消费张力领先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弥补这一差距，现代社会往往通过放松对金融、资本市场的管制进而推出各种金融衍生品和信用工具等措施来诱导人们进行“透支消费”，这包括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汽车贷款等。相应地，经济发展的态势就与这种“透支消费”密切相关。

同时，“透支消费”对社会经济也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短期内的有效需求不足，有助于人们消费层次的快速升级，由此又进一步刺激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另一方面，以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来支撑“今天”的需求，但这往往会耗竭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比如，当前美国人之所以感到穷困进而将之归咎于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的银行放贷大量增加，导致花费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进而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也越来越大（林毅夫，2018）。而且，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往往就越需要依靠发达的信用体系及相应的“透支消费”来维持高级产品的生产和需求；相应地，现实需求水平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的脱节也就越大，呆账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也会越大，由此就会更严重地破坏经济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很大程度上，当虚假的经济繁荣到达顶峰之时，持续积累的呆账也就会集中爆发，进而就会迫使银行停止信贷扩张而转向信用紧缩。因此，Temin（1989）将货币紧缩视为货币对产出的被动反应，并将大萧条的主要根源归咎为诸如消费自发性下降等实体经济方面。这也意味着，与其说是信用扩张停止导致了繁荣终止，不如说是繁荣达到上限而导致信用收缩。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流行的观点将信用紧缩与银行的所有者或主导者联系起来，认为主导者洞察到经济过热而有意识地收缩信贷。其中，奥地利学派将政府视为银行信用的主导者，美国制度学派则将商人型企业家（或商业银行）视为银行信用的主导者（朱富强，2018b）。那么，银行信用变动果真是有意识的人为结果吗？上面分析就指出，商业银行（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私人银行）的信贷收缩根本上是对不断积累的呆账之应对。相应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呆账是如何产生的？一般来说，任何市场竞争都有胜败，也必然就会有呆账。不过，正常市场竞争中的呆账往往是随机的，并呈现出明显的概率分布，因此通常的呆账都已经被纳入银行决策的期望收益函数之中，从而对银行信贷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但是，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呆账却呈现出持续而快速的增长，这显然不是依据正常市场竞争理论所能解释的；相反，这根源于真实财富的严重耗竭，源自高级产品需求的迅速扩张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的脱节。显然，正是繁荣时期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造成了现实需求水平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出现严重脱节；在这种情形下，一旦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触发，这些呆账就会涌现出来，进而在制度和心理的作用下就演变为社会大恐慌，进而反过来导致信用“休克”。

这意味着，经济危机爆发往往源于某些偶然事件，即触发因素。至于触发因素的来源，可以是房地产等特定领域的呆账剧增，可以是石油等能源或特定资源的供应不足，可以是股市受偶然事件而出现的暴跌，可以是某种金融衍生品违约而扩散的心理效应，可以是某一金融机构因资本操作失误的倒闭，可以是普遍性的消费信用达到了临界点，可以是某些国家的汇率、游资以及债务变动带来的冲击，也可以是特定国家的货币和信用政策发生变动。同时，正是由于触发因素往往具有轰动效应并随之出现了经济危机，因此偏重现象和功能联系分析的现代经济学就偏好挖掘这些触发因素，乃至将经济危机归咎于这些触发因素；相应地，由不同的触发因素就产生了各种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理论。但实际上，这些触发因素之所以称为“触发”，就在于它在经济危机中仅仅起到导火索的作用；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必然还需要被导火索嵌入其中的“炸药”，这才是造成经济危机更深层的内在因素。那么，影响经济危机力度与大小的“炸药”又是什么呢？根本上就在于超前消费以及扭曲的生产结构，而进一步的根源又在于收入结构所决定的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

以1929年经济大萧条为例，其触发因素就是美国股票市值的突然暴跌，成千上万人的财产都被套在其中，进而又导致利润、产量和就业急速下滑。在危机爆发之前，信贷持续扩张导致了虚假的经济繁荣，这具体表现在人们以股票市值体现的虚拟财富远远高于其真实财富，由此产生的财富幻觉也造就了高涨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对高级产品的虚假需求。然而，危机的爆发却带来了财富幻觉的破灭，人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并不富裕，不仅已经耗尽了所有财富，甚至还透支消费了未来的财富，从而不得不压缩消费，并首先削减或放弃对高级产品的奢侈消费。例如，在大萧条期间，通用汽车公司卖出的汽车从1929年的550万辆猛降到1931年的50万辆。与此同时，伴随着消费的减少、价格的下跌以及利润的下降，厂商也会缩小生产规模，进而制造出大量失业。在这种情形下，不仅那些失业的贫困者无力进行正常消费，即使那些暂时在业者也会心怀恐惧而压缩消费，这些现象的结合就会造成经济的大崩溃。事实上，1929年至1933年间，美国的工业生产缩减超过了1/2，国民收入减少了3/4，批发价格下跌了1/3；相应地，失业人数则从1929年的150万人增加到了1932年的1 200万人，占工作人口的近25%。

最后，随着现实需求水平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差距的扩大，一旦受到触发因素的冲击而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就会进一步出现围绕“流动性”而展开的争夺，从而加剧信用收缩和需求下降。具体表现为：（1）消费者预期价格下跌，从而减少购买而持有现金；（2）银行和债权人预期呆账增加，从而减少信贷发放并催收债权；（3）商业企业资金不足，从而减少投资和资金垫付。相应地，在面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之时，企业能否生存的关键就在于“流动性”状况，在于其自有资产与负债指标以及自由资产的流动性状况。就生产高级产品的大企业而言，它的生存危机往往受制于两种不同作用方向的因素：一方面，由于高级产品价格往往虚高，其下降也就面临着消费者的更大预期，从而导致短期内有效需求的大幅下降，这会极大地减少大企业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大企业往往拥有更丰富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银行收缩信贷时更容易通过压缩生产规模以及多方融资等方式来缓解“流动性”压力，这又有助于大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存活。相应地，大企业在经济萧条时的生存状况往往取决于这两者的综合效应：一方面，如果经济衰退是短暂的，那么大企业就更容易充分发挥其优势而得以生存；但另一方面，如果经济衰退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大企业就更难承受成本和价格之差所带来的压力而破产。

六、经济危机的传导：价格机制

要真正理解经济危机的根源和触发因素，关键在于剖析其传导机制以及动态变化过程。那么，如何展开深入的剖析呢？奥地利学派强调，探究传导机制和发展轨迹等问题无法简单运用总量性的统计方法，而是要揭示其中的机理（哈耶克，1958；罗斯巴德，2017）。当然，方法论的合理性并不代表知识论的正确性，因为我们在具体分析时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因素。显然，这对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危机理论也是适用的，它所揭示的危机逻辑或传导机制也并非完全正确。我们可以审视这样两点：（1）经济繁荣时期并不一定利率就低，投资冲动也并非就是信贷扩张带来的利率降低所推动的，如创新或税收等政策同样会带来投资潮；（2）利率降低后所激发的投资并不是全方位的，而是结构性投资，并集中在高级产品及其相应的资本品投资上。

这里，我们对哈耶克的分析进行如下审视。首先，如果信贷扩张所激发的投资是全方位的，旧均衡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哈耶克的分析逻辑是，信贷扩张对均衡的干扰因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消费品而有所不同：一方面，如果新增货币首先用于厂商生产，这就会使得货币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企业家将使用资本品来替代原来的生产要素，同时更多资源投入到中间产品的生产上，这使得生产阶段增加和迂回程度加深，非专门资产则向中间资本品转移，从而引起消费品的减少；另一方面，如果新增货币首先用于消费者消费，这就会提高消费品价格以及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的相对价格，这使得非专门资产由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流向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的专门性资产则因配套的非专门性资产的不足而闲置，乃至原先的迂回生产方式也无法维持，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出现萧条（张旭昆，2015）。既然如此，何以确定信贷扩张所刺激的一定是投资而非需求呢？因为利率的下降也会使原先无利可获的消费品生产变得可行。既然如此，为何一定会导致生产过程的延长呢？这里显然暴露出了哈耶克分析中的逻辑局限：只是简单地区分了信贷扩张首先投入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却没有进一步剖析生产和消费的内部结构。与此不同，本文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在信贷扩张时期，无论是消费领域还是投资领域，增加的部分主要集中在高级产品领域。这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方面，可支配收入增多了，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当然也会相应提升；另一方面，高级产品的利润更高，银行和厂商当然会倾向于扩大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

其次，除了信贷扩张对生产结构变动的影响外，哈耶克（1958）还分析了社会中消费与储蓄间的比例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哈耶克的分析逻辑是：（1）当社会储蓄增加时，一方面是对消费品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对资本品需求的增加，从而也就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下降和资本品价格上升；（2）所有资本品价格并非会全部上涨或等量上涨，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资本品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也可能出现价格下降，而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则会出现相对价格的上升；（3）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以及相应的生产部门所使用资金的利润下降，而资本品生产部门以及生产资本品的生产部门所使用资金的利润则会上升；（4）资金和非专门资产会由消费品及其相关部门向资本品及其相关部门转移，由此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进而采用更加资本化或迂回化的生产方法。因此，随着储蓄的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会趋于相对减少，最终建立起新的均衡（张旭昆，2015）。那么，哈耶克的分析合理吗？事实上，哈耶克在分析储蓄变化的引致因素时，仅仅考虑人们偏好的变动而没有考虑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动，由此也就认定个人偏好和消费倾向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自愿储蓄（随收入提高）的增加也被视为稳定的，它只会引起均衡比例的移动而不会造成经济波动。正是基于这一分析逻辑，哈耶克认为，储蓄倾向的增加会促进生产结构的稳定延长，而信贷扩张却对相对价格以及生产结构的波动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奥地利学派学者普遍反对高工资，因为高工资不利于储蓄的增加，尤其不利于经济走出萧条。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哈耶克关于自愿储蓄影响生产结构的分析呢？这里，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审视：（1）如果储蓄变动不是持续的，而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剧烈波动，那么多变的储蓄必然就会影响生产和投资结构，导致储蓄与生产结构之间的脱节，进而也就会扰乱生产进程。究其原因，生产阶段的长度主要决定于生产技术而非利率水平，从而生产结构也就具有相对（较长时间）的稳定性，自然也就无法跟随储蓄变动而灵活调适。（2）如果自愿储蓄的引致因素主要不是源于个人偏好的永久改变，而是源于市场马太效应所导向的收入差距拉大，那么消费与储蓄之比例也将随着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动，进而也就会影响生产结构并造成经济波动。究其原因，即使个人偏好和消费倾向不变，收入差距拉大也会明显改变社会的消费和储蓄水平。（3）如果市场机制能够孕育出一种攀比式消费效应，那么由低工资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储蓄就会有相应的增加。究其原因，收入差距会激化产品的价格等级，高收入阶层会追求更高等级产品的消费，而低收入者也会受到这种消费风潮的驱动。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审视，不难得出这样三个逻辑论断：（1）信贷扩张所带来的消费和投资主要集中在高级产品及其相关产业上，这不是政府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根植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2）不稳定的储蓄变动往往会滋生出一种幻觉效应，短期的储蓄增加往往使得厂商误以为利率的长期下降，从而产生对高级产品的过度投资；（3）市场经济内生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会造成消费和储蓄比例的变化而改变生产结构，而且也会强化市场价格的分层，从而诱导出对高级产品的过大需求。

显然，上述分析表明造成生产结构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因素，与其说是外来冲击的干扰，不如说是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根源于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以及相应的定价体系。这一点在经济学说史上已有很多流派都做了剖析。例如，美国制度学派开创者凡勃伦就指出，银行信用的收缩根本上源自银行家的逐利本能以及发展的不确定性，因而经济波动就是市场内生的。明显的事实是，2008年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信贷监管放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借助不断创新的衍生金融工具而扩张信贷的结果。除此之外，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降金融自由化风潮弥漫全球，结果导致银行危机更为频繁：在20世纪70年代到2007年期间，全球范围内爆发了124次系统性银行危机、208次货币危机和63次主权债务危机。为此，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承认，目前金融监管方式所赖以建立的理论本身存在缺陷，因为它假设自利性的组织尤其是银行最有能力保护股东和企业的权利（雅各布斯和马祖卡尔，2017）。进一步地，加尔布雷思还指出，生产者主权的兴起使得逐利企业家有意识地诱导人们非真实需要的奢侈性需求，并在相关产业上进行大量投资，而这些被诱导的需求则往往会因某些偶然因素而缩减，进而造成整个需求链的突然崩溃，乃至爆发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朱富强，2018b）。同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深入剖析过资本主义市场中各产业阶段的比例失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1973）曾写道：“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⑮显然，要对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形成全面的认识，就必须将这些不同维度的认知有机契合起来。

当然，本文的分析并不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简单否定，因为我们承袭了奥地利学派关于异质性生产结构而非总量的分析路线，也承认信贷扩张及其带来的利率变动对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扭曲，进而通过深入剖析生产过程的变动来揭示经济波动和周期。不过，本文的分析确实又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积极扬弃，因为我们进一步剖析了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内部结构，考察了信贷扩张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结构的扭曲，进而揭示了经济周期的市场内生性。

事实上，奥地利学派的根本传导机制是利率，利率变化引发资本品和消费的相对价格变动，而相对价格的变动引发了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动；同时，利率之所以出现变动，主要又在于银行的信贷收缩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与此不同，本文提出的根本传导机制是价格，不同等级产品的显著分层价格滋生出不同的利润水平，逐利厂商则偏好生产和投资具有高额利润的高级产品；而价格之所以变动和日趋层级化，一方面源于市场马太效应产生的收入两极化，另一方面源于信用体系和信贷扩张等诱导出人们对高级产品的普遍需求。显然，正是基于利率传导机制，奥地利学派就将利率视为改变资本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唯一因素，进而也就过于偏重于分析资本品的生产和需求；相反，基于价格传导机制，我们的分析范围包含所有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而利率则是影响相对价格的因素之一，信贷扩张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也就被纳入对不同等级的相对价格变动之中。这样，通过引入价格传导机制，我们得以深入剖析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内部结构，从而更深层次地认识市场经济中的不当投资，进而揭示根植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

最后，基于价格传导机制，本文在经济危机的成因和形态上也就形成了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认知：第一，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信贷扩张导致利率下降，致使资本品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就会引起对资本品的过度投资，这也是奥地利学派认定的不当投资。但引入价格传导机制的分析却进一步发现，信贷扩张对生产和消费的刺激主要集中在高级产品领域，不仅会出现不当投资，还会出现不当消费，两者都造成产品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脱节。第二，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政府主导的信用收缩使得利率上升，进而导致高级财货的生产利润低于低级财货，甚至出现高级财货的生产亏损，从而导致资源从高级财货部门流向低级财货部门，进而引发高级财货部门的产能闲置而出现经济危机。但引入价格传导机制的分析却进一步发现，即使没有政策性的信用收缩，由于锦标赛制市场价格的存在，因此必然会引发产品结构（生产和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日益脱节，导致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呆账不断增加，进而引发银行信用的自动收缩，并首先冲击高级产品的需求和投资，继而引发高级产品部门的产能闲置，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第三，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如果生产的每一阶段都能获得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就能达到均衡，进而生产结构和生产过程也就能持续维持下去；但是，政府错误的信贷政策却导致了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利润率，使得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出现失衡，进而导致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构不可持续，最终也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其实，基于相似的逻辑可进一步推断：如果生产的每一阶段都能获得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资本品和消费品内部的）高级产品和低级产品之间就能达到均衡，进而生产结构和生产过程也就能持续维持下去；但是，市场马太效应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及其衍生出的等级定价体系却导致不同等级的产品生产面临着不同的利润率，这就使得高级产品和低级产品之间以及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出现结构性失衡，进而导致自发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结构不可持续，最终也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七、危机爆发的前夕：收入差距拉大

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危机根本上不是由外来冲击暂时打破均衡所引发的偶然现象，甚至也不是某种内部扰动对市场均衡过程的妨碍或搅乱，而是源自生产和消费间的结构性矛盾；同时，这种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持续的超前消费造成了高级产品的过度生产和投资，进而造成资本或经济剩余的过度消耗和枯竭。其中，经济危机前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因而收入差距的大小也是观察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指标。为此，布坎南（2008）也曾写道：“经济如果在收入和就业水平方面持续地发生大范围的波动，便可以认为是出现了结构失灵，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应该展开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结构根源，最终进行结构和制度改革。”^⑯

显然，基于收入差距及其衍生的购买能力，就为观察和预测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进而也有助于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危机的基本视角，这尤其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剖析中。马克思直接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由收入两极化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其基本分析逻辑是：生产资料为资本家占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社会收入的两极化发展→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长期的矛盾累积和扩散→普遍的生产过剩→触发因素的作用→全面的经济危机。当然，马克思的分析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由此从社会体制和分配制度方面来挖掘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进而提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治本”主张。

然而，也正是由于马克思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难以为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同和接受。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会撇开社会制度和收入差距等根本性问题，而倾向于将经济危机归咎为特定的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外在因素。例如，就2008年经济危机而言，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倾向于将之归咎于次贷问题带来的外来冲击，而次贷危机又源于房价的不断攀升、利率的上下波动以及风险监控的缺失。为此，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2007）就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放松所创造的股票泡沫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原罪”。

本文则指出，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因素，单纯地基于市场运行机制尤其是市场定价体系的维度，同样可以揭示出社会收入差距及其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就可以通过剖析收入两极化对消费和生产的影响来观察和预测经济危机。其基本逻辑是：市场收入分配根本上决定于强势者制定的分配规则，而这些强势者并不只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而更是市场权力的支配者，他们影响并塑造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相应地，收入差距拉大本身就根植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之中。其实，我们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也越来越明显地看到，收入差距最明显的体现已经越来越不再集中在资本（者）和劳动（者）之间，而是在不同等级的岗位之间，如超级经理人的出现就是明证。究其原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市场权力也呈现出碎片化和分散化趋势，但市场权力碎片化的同时又衍生出放大效应，这使得少数高位者掌控了分配规则的决策权，进而获得了远大于其名义权力的“夏皮罗权力”及其对应的收入（朱富强，2015b）。

纵观历次大的经济危机，收入差距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往往达到了难以忍受的上限，以致真实需求出现了严重不足（朱富强，2017）。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2011年的报告，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创下了3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所有OECD成员国中，前10%富有人口的平均收入已达到后10%贫困人口平均收入的9倍。具体而言，以平均主义享誉的德国、挪威和瑞典等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到了6倍，意大利、日本、韩国和英国为10倍，以色列、土耳其则超过14倍；同时，贫富差距最大的墨西哥达到26倍，紧随其后的智利则超过25倍（王进雨和黎史翔，2011）。随着西方各国的收入差距持续地拉大，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几乎都达到了最高水平。皮凯蒂（2014）就指出，美国10%最富人群的国民收入比重在20世纪曾有两次达到峰值：一次是1928年（1929年“大萧条”前夕），另一次就是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萨克斯（2014）也指出，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美国1%最富裕的家庭可以比90%社会底层的家庭享有更多的净资产，1%收入最高的美国人可以得到比40%社会底层的美国人得到更多的税前收入，而上一次出现如此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则是在1929年“大萧条”前夕。

为何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呢？根本上就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各种管制政策和福利措施降低了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从而也就促进和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新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取得支配地位以来，西方各国就开始推行一系列的自由放任政策，如放松管制、降低税收等，从而使得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例如，在新古典自由主义发源地和输出地的美国，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就稳步地降低税收，如企业利润税（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占GDP的比重从1967年的3.3%下降到1997年的2%（伍尔夫，2001）。结果，到200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1的高水平，同时美国社会0.1%最上层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90%社会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1%最富有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有鉴于此，萨克斯（2014）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权时代，社会中的富人和有权势的人−CEO、金融主管以及他们在政界的高管友人−看来经常把他们自己视为高于法律之上”。^⑰

同时，正是由于美国积极推行自由市场主义，因此美国社会持续拉大的贫富差距就显得更为明显：1979—2006年，美国0.1%最上层群体的工资增长了324%，1%上层群体的工资增长了144%，而90%最底层群体的工资只增长了大约15%（斯蒂格利茨，2013）。进而，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其他国家也大体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例如，日本在1980年以前一直被神话为“增长且平等”的典范之国，它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26左右；但在1983年以后，日本的基尼系数开始恶化，在1991年危机爆发时基尼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0.38。为此，日本学者三浦展就认为日本社会正在“下流化”而成为“下流社会”：随着日本社会的个人所得、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越来越大，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其中，跻身“上流”的凤毛麟角，沦入“下流”的却源源不断，M型社会飞速确立（朱富强，2017）。

由此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极力否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危机说，或者将之视为已经过时了；但实际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它的直接原因依然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尽管对于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还存在争议，还需要进一步探究，而本文则至少揭示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是其中之一）。正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一方面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促进超前消费而造成了生产性资本的不足，从而就危害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相应地，通过对收入差距变化的观察，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预测经济发展的走势，可以前瞻性地预告社会可能潜含的经济危机，也可以前瞻性采取积极措施来有效预防和应对经济危机。

八、经济危机的影响：大企业困境

上面系统地剖析了经济危机的体制根源、助长机制、触发因素和传导过程，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经济危机的前期特征进行合理预测，而且也能对经济危机的后续影响进行深入剖析。罗斯巴德（2017）曾说：“在所有进行深入探讨的理论中，只有奥地利学派或者米塞斯的理论发现了繁荣的问题。其他理论都褒扬了繁荣，而萧条则被视为对先前繁荣的倒退，它带给人不快……只有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坚持认为通货膨胀下的繁荣是灾难的，并且认为整个萧条过程对于排除繁荣带来的扭曲是必要的。”^⑱显然，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即繁荣中往往潜伏着问题，因为繁荣时期往往会出现过度消费和投资，从而导致严重的“资本消耗”，由此成为经济衰退的“引信”；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却存在严重问题，即萧条经济并非必要和正常的，因为恐慌心理和自反馈效应往往使得市场需求和投资出现反向超调。萧条和繁荣往往体现为市场经济的两个极端，体现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并且会显著降低人们的福利水平。

事实上，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导致一些实力雄厚的巨无霸企业破产或倒闭，经济危机甚至往往以某著名大企业的破产或倒闭为标志性特征。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呢？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一方面，就产品价格而言，大企业生产的主要是高级产品，而经济衰退时期高级产品往往比其他产品面临着更大的需求萎缩，价格跌幅也更大；同时，大企业有更大比例资金投入在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上，而经济衰退和调整时期的“重要特征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跌速度比消费品价格的下跌幅度更大（或者更准确地说，相比低级财货价格下跌的幅度，较高级财货的价格下跌幅度更大）”。^⑲另一方面，就生产成本而言，劳动工资往往比产品价格具有更强的刚性，这导致高级产品的成本无法像其价格一样迅速下降；同时，高级产品的工资刚性往往比低级产品的工资刚性更强，因为大企业的生产往往置于计划体系中，工人的工资、福利和其他成本支出都依赖于特定程序，而难以像小企业那样随市场变化而波动。因此，大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是其生产的高级消费品尤其是高级耐用消费品的价格跌幅往往最大，另一方面是其在工资和利息上的开支又居高不下，从而也就最容易遭受经济衰退的冲击。

因此，我们就可以对高级产品的价格、成本、利润以及变动特性有更完整的认识：高级产品的价格尽管偏高，但其成本同样很高，因为它的生产往往伴随着更加高昂的费用支出。很大程度上，产品的供给成本本身就是市场价格的函数：价格变得越高，成本也就相应增加；而且，这些成本一旦上去之后，往往就很难下降（朱富强，2018a）。例如，高级产品的生产企业所支付的管理者工资和普通劳务工资往往都相对较高，一旦公司遇到经济危机而运转困难时，员工们往往又不愿意接受工资下调。同样，金融业也是如此：尽管它在消费信贷和生产信贷的扩张中获取了高额利润，但同时也伴随着很高的工资等成本支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型金融机构在人们的攀比式消费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从中获取了超额利润，因此它们也就必然需要承担社会超前消费所带来的风险。相应地，经济危机中破产和倒闭的企业往往就集中在奢侈品行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保险及其他金融行业。例如，从1929年到1933年，倒闭银行有5 000家，倒闭企业超过了13万家，汽车工业产量下降了95%。同样，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陷入破产危机和破产的巨无霸企业就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桑恩柏格房贷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华盛顿互助银行、房利美和房地美等。

这里嵌入的认识逻辑是：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了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的分层，进而也塑造了产品的等级化；同时，产品等级的存在不仅赋予那些高级产品以较高的锚定价格，而且还会衍生出其他相关的锚定效应，与之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也都拥有较高的锚定价格。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之加以剖析。

第一，为了维系产品高等级的价格锚定值，生产企业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寻租成本和竞争费用。在现实市场上，产品等级和价格锚定值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赖于持续的资源投入以不断强化人们的印象，如大量的广告宣传和公益投入等。例如，某广告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加多宝公司仅在2012年4月份投入的广告费用就高达4亿元，2013年仅《中国好声音》冠名费一项就高达2亿元。同样，它的竞争对手广药集团也是如此：先是独家冠名了央视三套《开门大吉》，继而又锁定湖南卫视，并一举狂揽湖南卫视年底的明星跨年演唱会、元宵喜乐会、春节联欢晚会，仅在这两家电视台的广告支出就达到了5亿元。

第二，不同等级产品的生产企业也被赋予不同的锚定效应，高等级产品生产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往往要求更高的工资。事实上，具有相同技能的人在不同行业或公司所获得的工资存在明显差异。Groshen（1969）的研究就表明，工资差异中的50%不能用工人本身技能水平的不同来解释，而主要是与他们所在的企业有关。一般地，知名大公司的职员工资往往要高于不知名的小公司，更不要说更好的福利项目和工作环境等。很多大学生或者经理人员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同样的职位在不同企业存在巨大的薪酬差距，尤其是那些大跨国公司给出的薪酬往往要远高于其他当地公司。也正因为如此，青年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往往偏好那些规模大、知名度高的公司。另外，Dichens和Katz（1987）的研究表明，不同行业内部各职业的工资水平之间也存在高度关联性，如付给经理较多工资的行业，通常付给秘书的工资也比较高。例如，采矿业的行业工资比平均值高24%，采矿业的秘书工资也比平均值高23%；皮革业的行业工资比平均值低8%，皮革业的秘书工资则比平均值低15%。这种工资差异往往并不能以恶劣的工作环境等需要补偿的假说来解释，因为这些高薪行业往往有低离职倾向，从而意味着这些行业中各职业的工资几乎都高于其机会成本。

第三，由于锚定效应，生产高等级产品所需的中间品和劳务往往也会索要更高的价格和工资。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和美国劳工部长的邓洛普（Dunlop，1957）就指出，1951年波士顿地区各类型卡车司机的工资就存在巨大差别：为洗衣店运送货物的卡车司机的工资为1.2美元/小时，为杂货店运送货物的卡车司机的工资为1.68美元/小时，而运送杂志的卡车司机的工资则为2.25美元/小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房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与房产相关的建筑（或装修）材料的价格以及相关人员的劳务工资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建筑商、设计师、工程师、销售人员、建筑人员、房屋中介人员、门卫和清洁工在内的所有人员都会要求较高的工资。同样，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富士康公司就比为其他品牌手机代工的公司从每部加工手机中获取了更高的收益，而富士康公司的人员所要求的工资又比其他代工厂的人员更高。泰勒（2013）在解释商学院和法学院的经济学家往往比经济系的经济学家有更高薪酬时也指出，这并不是说商学院和法学院比经济系更需要高素质的经济学家，而是因为一个全职的经济学教授的工资比一个新来的会计学副教授的还低，似乎就不太公平。罗伊特（2002）也指出，工资合同“通常几乎不是以与市场关联的交换公平为取向，而是以与企业协会相关的分配公正为取向”。^⑳

综上所述，市场定价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锚定效应，这使得生产高级产品的大企业往往也承受着高昂的成本。当然，在常态经济下以及经济繁荣时期，这种高额成本往往要低于高级产品获得的高价格，从而保证了大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但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以及随后的萧条时期，高级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这使得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会高于产品价格。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危机时期，无利可图的高级产品生产企业也就不再追加投资，反而会进一步撤出其他（非专用性）资源。那么，这些成本在经济危机发生后为何不会随产品价格下降而下降呢？罗斯巴德（2017）将之归咎为成本刚性：“繁荣时期成本价格被抬得太高，现在到了危机时期，人们才发现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销售价格，危机时投资机会的失败根源就在于此……要在萧条时期重新获得投资机会，就要保证成本−生产要素价格−迅速下跌，这样才能重新产生可以带来利润的价格差异，特别是在那些资本品行业……（尤其是）工资率应该所以而迅速地下跌，以重新恢复投资机会。”^㉑

那么，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大企业为何具有刚性的成本支出？奥地利学派将阻止工资下跌的力量归咎于政府的反通缩行为：政府为了促使萧条尽快结束，不仅向濒临破产的商业机构提供信贷，而且人为地维持工资水平来提高市场需求。但是，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也并不能实现工资的自由变动。其实，现代经济学中的集体谈判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公平工资理论、回滞理论、搜寻匹配模型、隐含合同理论、交错调整理论以及长期合同理论等都表明，厂商即使在不景气时也不会降低工资，否则就会招致员工的不满和“反抗”，最终损害效率和利润。更进一步地，劳动工资往往还呈现出比物品价格更强的刚性，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物品是被动的，而劳动者则是主动的，劳动者往往会因工资水平差异而产生不同情绪。正是由于市场主体往往不会轻易接受（名义的或实际的）工资降低的措施，大企业的成本在经济萧条时期也就难以大幅度调整或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大企业的破产主要是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

九、结语：经济危机的生成逻辑

本文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中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激发了社会对高级产品过度的需求、生产和投资，进而造成了消费、生产和投资的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脱节，这种脱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消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相应地，经济主体不得不通过大幅度降低市场需求以及强制性改变产业结构这种剧痛方式来加以纠正和弥合，由此就会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本身必然会滋生出经济危机，而市场孕育经济危机所借助的基本传导机制就是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同时，信贷扩张往往会显著地刺激高级产品的超前消费和过度投资，从而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也就会强化和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广度和深度。更进一步地，信贷扩张主要源于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尤其是私人企业和银行等的错误信念。波斯纳（2009）就写道：“股票市场泡沫在1920年代逐渐形成，其背后的驱动力是貌似合理的乐观主义（1924至1929年间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其直接促成原因则是银行愿意以非常慷慨的条件贷款给想要炒股的人。”^㉒

显然，通过对经济危机的发源、传导、助长以及触发因素的系统剖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提炼出经济危机的生成和演化轨迹如下：自由市场发展→碎片化权力的放大效应→不合理的分配规则→收入结构的两极化→市场需求的分层化→产品价格的等级化→高级产品的高利润→逐利厂商对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生产者主权下的需求诱导→信用体系下的透支消费→对高级产品过度的消费、生产和投资→现实需求水平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的脱节→消费和生产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脱节→呆账规模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遭破坏→偶然性的触发因素→呆账涌现→实际的和心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流动性争夺→经济危机爆发。显然，基于这一演化逻辑，我们就为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说提供了严谨的学理性分析。而在此之前，尽管马克思经济学、美国制度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等也都曾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市场本身，但它们却没有细化对这一过程的剖析；结果，奥地利学派就坚持认为，市场内生的经济危机观点与其说是基于事实，不如说是基于信仰。同时，本文通过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以及传导机制等的揭示，也为当下构建良好经济秩序确立了基本方向：要建立起自律性的市场机制以避免市场无节制扩张带来的经济大起大落，核心内容就是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和定价机制，而基本的判断则是适度的收入差距和价格等级幅度。

正是基于上述的逐层剖析，本文就得出这样的总结论：经济危机与其说是来自外生的冲击，不如说是源自市场经济本身。波斯纳（2009）就写道：“这场（2008年）经济萧条击中了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太阳神经丛，因为它不是政府过度监管经济并由此束缚自由企业的结果，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市场的先天局限性造成的结果−这局限性植根于个人动机，植根于受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以为‘容易钱’只要不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就不会有问题−鼓动的保守主义官员采纳并执行的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植根于因松懈执行残存的监管措施造成的对银行和整个金融业过度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监管放松。”^㉓事实上，即使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信贷扩张产生的较低利率极大地刺激了资本品的投资以及高级品的生产和需求，这不仅使得没有储蓄基础的生产有了投资，而且使得没有消费基础的产品有了需求，从而也就强化了消费和生产间的结构性扭曲；但我们也必须清楚，信贷只是起到了助长和激化经济危机的作用，其前提恰恰在于自由市场内生出的收入两极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前消费，导致消费和生产间的结构性扭曲在不断加重，造成经济危机的“火药”也在不断积累。

最后，本文的分析还有助于我们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效市场信念进行审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如此信奉市场，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它接受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按照萨伊定律的教义，市场需求必然来自人们的生活需要，而需求大小则取决于供给所提供的收入；相应地，它就看不到超前需求的存在，进而自然也就看不到由此带来的经济萧条。但在现实市场中，不仅人们会在各种“噪音”的诱导下消费那些原本不紧迫甚至不需要的东西，而时下供给所创造出来的需求更是在信用机制的作用下过早地被支付；结果，在这些供给大量达到市场之后，往往就会面临着没有需求（消费能力）的情境，由此也就会导向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因此，本文的分析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以及何以会出现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基本依据：既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也不能局限于信贷和利率水平，而更应该关注一国的储蓄是否持续走低。事实上，正如《经济增长的逻辑：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一书指出的，不断积累的经济剩余或资本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无论何种方式的储蓄不足和资源耗竭都会瓦解经济增长的基础（朱富强，2018c）。

① 引自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② 引自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

③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2—273 页。

④ 参见新华网：“2017年全国恩格尔系数29.3%　已达联合国富足标准”，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2018-01/18/c_129794235.htm。

⑤ 引自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⑥ 引自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⑦ 引自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⑧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的版本中，作者被译为海约克。为了规范起见，本文统一使用哈耶克这一译名。

⑨ 引自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页。

⑩ 引自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⑪ 引自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⑫ 引自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页。

⑬ ①② 引自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2页。

⑮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5页。

⑯ 引自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页。

⑰ 引自萨克斯：《文明的代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⑱ 引自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⑲ 引自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⑳ 引自罗伊特：《劳动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职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㉑ 引自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68—69页。

㉒ 引自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㉓ 引自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