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与其他转型经济体不同，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的。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这一制度安排被称为党组织治理，影响着大多数国有企业(Chang和Wong，2004)。现有文献发现党组织治理可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马连福等，2013)，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不同于以往的文献，本文将考察党组织治理是否会使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

之所以从审计师选择的角度进行分析，是考虑到近年来，随着审计市场的逐渐规范，外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①已有文献发现，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资本成本(Guedhami等，2014)，也可以缓解代理问题，增加公司价值(Fan和Wong，2002)。然而，控股股东或高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从而影响审计功能的发挥(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如何增加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发挥外部审计在国有企业监督与治理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① 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了外部审计在企业监督中的作用。《意见》指出，“切实加强企业外部监督”，“健全国有企业审计监督体系，完善国有企业购买审计服务办法，扩大购买服务范围，推动审计监督职业化”。

在我国“党政合一”的政治格局下(Sawant，2012)，党组织治理是否会增加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沪深两市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审计师选择视角，分析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国有企业，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宪法》、《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相关规定赋予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格(马连福等，2013)，而民营企业则不存在类似规定，使得党组织治理在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好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金融资源获取上存在天然优势，对高质量审计的自发需求较弱(Wang等，2008)，考察党组织治理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影响国有企业的审计师选择，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发现，存在党组织治理的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即“交叉任职”增加了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审计需求，且这一现象在公司业绩较好以及党委书记晋升动机较强时更加明显。以上结果表明，聘请规模较大的事务所是党委书记向外传递信号、提高晋升概率的一种方式，验证了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上述结论在充分考虑异方差、样本自选择、内生性等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从政治行为视角对企业聘请审计师的决策行为进行了阐释，丰富了现有的审计文献。现有文献考察了产权性质、股权结构、政治关联以及制度环境等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Wang等，2008；Guedhami等，2014；孙铮和曹宇，2004；雷光勇等，2009)，但较少涉及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下，企业党组织治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师选择，这与实践中该制度安排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本文扩展了Wang等(2008) 的结论，尽管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金融资源获取上存在天然优势，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但在“交叉任职”这一政治制度安排下，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增加。这一发现丰富了嵌于政治行为的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其次，本文结果表明，信号传递机制能够较好地解释党组织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影响机制，即“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可能是为了向上级传递信号、增加晋升概率。现有文献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可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马连福等，2013)，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那么，党组织治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正面的经济后果？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打开党组织治理的黑箱，深入理解党组织治理背后的机理，从而具有增量贡献。

最后，本文的结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理顺政企关系与党企关系以及优化企业党建工作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在改革中前进，不断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引入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而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并未改变。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企业在制定决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党委会的意见。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政企分离的改革思路，但仍然强调坚持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企业中的贯彻执行，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以及1999年和2005年对《公司法》的两次修订保留了党对企业的监督职能以及参与重大经营决策的权力。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对党章相继进行了修订，仍然保留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等内容。可见，尽管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政企分离”进程开始加速，但党组织治理在国有企业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

党组织主要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经营与治理决策。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所谓“双向进入”，是指符合条件的党委会成员通过法定程序可进入企业管理层，同样地，符合条件的管理层成员也可按照党章及相关规定进入党委会。而所谓“交叉任职”，是指由一人同时担任企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党委书记任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由于各国有企业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领导体制在实践中的执行程度不同，党组织治理在不同国有企业间的效果存在差异。在党的组织架构中，党委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党委书记作为党委会领导班子的第一责任人，是党委会的核心，领导和主持企业党委全面工作，对党委全面负责(马连福等，2013)。因此，本文着重考察党委书记的“交叉任职”这一政治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的审计师选择。

理论上，“交叉任职”是否影响国有企业的审计师选择，取决于能力(主体资格) 与动机(或意愿) 两个因素。我国《宪法》、《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相关规定赋予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格，从制度上保证了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行使参与重大决策的职能。而聘用审计师作为公司的一项重要决策，党委书记自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审计师选择。同时，“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进入公司管理层后，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地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对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力也会有所提升。因此，考虑“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是否有动机或意愿影响审计师选择更为关键。

本文认为，出于以下两类动机，“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倾向于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首先，尽管国有企业改革沿着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再到国有产权多元化的渐进模式而展开，但“党管干部”原则及国有企业人事任免权并未随之改变，国有企业党委书记一般由上级主管部门党委任命。通过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党委书记可向上级传递自身能力和公司优质的信号，增加晋升概率。而企业党委会肩负着党的使命，具有“把关定向”的职能，既有职责协助政府完善相关政策，以规避制度风险，也需要帮助企业了解国家政策导向，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Ang和Boyer，2007)。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减少股东和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减少盈余管理，降低股权投资成本，从而增加公司价值(Gul等，2003)，这一点正与党赋予党委书记的职责相契合。同时，由于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交叉任职”的企业有比较强烈的动机完成党赋予党委书记的职责，并通过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提升公司形象，获得市场信任和上级赏识(漆江娜等，2004)，从而在晋升博弈中胜出。根据以上分析，“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与未“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相比，除了正常的经济利益考虑外，还多出了一层政治的考量，更倾向于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向上级传递信号，以增加自身晋升概率。

其次，“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降低企业内部代理冲突的动机更强，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一方面，除了行使“把关定向”的职能，党委会还将对公司管理层和治理层(董事会和监事会) 行使监督职能，降低管理层、治理层与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自然也成为党委书记的职责。另一方面，由于担忧党组织可能干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并倾向于承担更多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如帮助地方政府实现某些政治和社会目标等)，外部投资者可能给予较低的公司估值(Fan等，2007)，从而引致资本市场压力。迫于巨大的资本市场压力(来自媒体、投资者、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管理层有动机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考虑到高质量的审计报告是提高信息透明度的有效途径，这类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程博和王菁，2014)。

然而，“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也有可能选择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Chang和Wong (2004) 指出，企业党组织是中国政府干预上市公司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党组织治理的企业可能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转而追求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马连福等(2013) 发现党组织治理会增加公司冗余雇员的规模，并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尽管这一行为具有正的社会收益，但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也会受到扭曲与损害。政府会通过贷款软约束与补助等方式补贴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自然也没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此外，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存在晋升锦标赛，为提高晋升可能性，地方官员可能要求国有企业进行向上盈余管理。而独立性较强的外部审计约束了盈余管理空间(Becker等，1998)，减弱了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动机。最后，即使不考虑政治干预，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部分存在机会主义动机的党委会成员也可能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转而通过在职消费、贪腐等方式追逐私人收益，从而损害公司价值。为隐藏代理问题，“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动机也较弱。

可见，“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对于审计师选择可能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但从中国的制度背景来看，由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始终没有动摇，国有企业人事任免权仍然掌握在党组织手中，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党委书记的任命上。党委书记一般由上级党委任命，由于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交叉任职”的企业更偏向于表现为代表党和政府的“管家”，而非企业的代理人(马连福等，2013)。同时，“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拥有更多关于管理层的内部信息，可以直接监督管理层的决策与行为，缓解管理层的代理问题，而无需通过聘请规模较大的事务所来监督。因此，信号传递可能是影响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关系的重要因素。由此，本文推测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更可能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后，公司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正相关，即“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6-2012年沪深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按照以下原则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1) 剔除ST、^*ST公司样本；(2)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 剔除研究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公司党组织治理的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通过手工逐条收集整理。本文其他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对于无法从数据库中提取和计算的部分变量，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为了保证数据有效性并消除异常观测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方法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缩尾处理。

(二) 变量定义

1.审计师选择(BigN)。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可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规模越大的事务所发现会计问题的能力越强，且品牌优势明显，发生机会主义行为(迎合某个客户的要求) 的概率也越低，审计质量相应越高。参考陈小林等(2013) 的做法，本文以Big4作为审计师选择的代理变量，按照是否为“四大”进行分类，当上市公司年报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Big4为1，否则为0。在稳健性检验中，当上市公司年报由中注协公布的行业百强中排名前十(简称“十大”)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Big10为1，否则为0。

2.党组织治理(PG)。党组织治理(PG) 为关键解释变量，在党的组织架构中，党组织中党委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党委书记作为党委会领导班子的第一责任人，领导和主持企业党委全面工作，对党委全面负责。借鉴雷海民等(2012)、程博和王菁(2014) 等的研究，本文以党委书记是否存在“交叉任职”来衡量，若党委书记兼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则PG赋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参考Wang等(2008)、陈小林等(2013) 等的研究，本文控制了可能对审计师选择产生影响的变量，包括流动比率(Curratio)、应收账款和存货比率(Invrec)、经营风险(Loss)、审计意见类型(Opinion)、总资产报酬率(Ro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独立董事比例(Ind)、成长机会(Grow)、财务杠杆(Lev)、市场环境(Market)、政治关联(PC) 和公司规模(Size)。

(三)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模型(1) 来考察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

$\begin{align} & Big{{N}_{t+1}}=\alpha +{{\beta }_{1}}P{{G}_{t}}+{{\beta }_{2}}Currati{{o}_{t}}+{{\beta }_{3}}Invre{{c}_{t}}+{{\beta }_{4}}Los{{s}_{t}}+{{\beta }_{5}}Opinio{{n}_{t}}+{{\beta }_{6}}Ro{{a}_{t}} \\ & +{{\beta }_{7}}Firs{{t}_{t}}+{{\beta }_{8}}In{{d}_{t}}+{{\beta }_{9}}Gro{{w}_{t}}+{{\beta }_{10}}Le{{v}_{t}}+{{\beta }_{11}}Marke{{t}_{t}}+{{\beta }_{12}}Siz{{e}_{t}} \\ & +{{\beta }_{13}}P{{C}_{t}}+\sum Year+\sum Industry+\delta \\ \end{align}$

(1)

其中，因变量BigN表示审计师选择，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Big4) 来度量。模型中还加入了行业(Industry) 和年度(Year) 变量，控制其他未观察到的因素对审计师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预期模型(1) 的β₁会显著异于0。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报告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全样本中，Big4与Big10的均值分别为0.129和0.427，表明约有12.9%和42.7%的公司年报分别由“四大”和“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见，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与Wang等(2008) 的发现一致。进一步区分有无“交叉任职”样本后发现，存在“交叉任职”的样本组中，约有22.3%(49.0%) 的公司年报由“四大”(“十大”)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而不存在“交叉任职”的样本组中，约有9.8%(40.6%) 的公司年报由“四大”(“十大”)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t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对规模较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四大”和“十大”) 要显著低于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p＜0.01)；同时，其他变量在有无“交叉任职”的样本组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二) 回归分析

1.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表 2报告了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其中Panel A和Panel B的因变量分别是“四大”(Big4) 和“十大”(Big10) 会计师事务所。列(1) 的检验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变量后，党组织治理(PG) 与审计师选择(Big4) 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即相对于不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选择规模较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概率更大。列(2) 的检验结果与之类似，控制其他变量后，党组织治理(PG) 与审计师选择(Big10) 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10)。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治理增加了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2.信号传递效应检验。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出于信号传递的目的，通过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董事长(或总经理) 向外传递公司优质的信号，以获得市场信任和上级赏识，从而在晋升博弈中胜出。另一种解释是，迫于巨大的资本市场压力(来自媒体、投资者、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管理层有动机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为分辨哪种解释占主导，本文按照代理成本与公司业绩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在不同分组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信号传递动机占据主导，那么在业绩较好的样本中，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事务所的倾向更强；而如果降低代理成本动机占据主导，那么在代理成本较高的样本中，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事务所的倾向更强。

表 3报告了按照代理成本和公司业绩分组的检验结果，Panel A分别用销售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以及其他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三个指标来衡量代理成本，并按照中位数进行分组。列(1) 和列(2) 按照销售管理费用率的高低进行分组，列(3) 和列(4) 按照总资产周转率的高低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在代理成本较高组还是较低组，党组织治理(PG) 与审计师选择(Big4) 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UE系数比较检验结果表明，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代理成本的高低对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关系的影响有限，降低代理成本并不是党组织治理的企业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主要原因。列(5) 和列(6) 按照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重的高低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代理成本高低，党组织治理(PG) 与审计师选择(Big4) 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UE系数比较检验显示，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仅在10%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Panel A结果表明，无论代理成本高低，有无“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选择规模较大事务所的倾向无显著差异，未发现支持代理成本渠道的有力证据。

Panel B分别以总资产利润率、销售利润率和净资产利润率三个指标来衡量公司业绩，并以中位数进行分组。列(1) 中党组织治理(PG) 与审计师选择(Big4) 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而列(2) 中两者之间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897)；类似地，列(3) 和列(5) 中党组织治理(PG) 与审计师选择(Big4) 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而列(4) 和列(6) 中两者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业绩较好时，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这一效应在公司业绩欠佳时并不存在。SUE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分组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为确保业绩指标真实体现了公司盈利能力，而非盈余操控的结果，本文还控制了应计盈余DA，与Panel B相比，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限于篇幅未列示)。以上结果表明，当业绩较好时，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选择规模较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倾向更强，从而验证了信号传递效应。综上所述，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事务所，主要出于信号传递动机，而非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3.基于晋升动机的信号传递。如上文所述，存在“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更有可能基于信号传递的动机，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党委书记传递公司优质信号的目的何在？国有企业在获得金融资源上存在天然优势，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聘请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取信于投资者的可能性较小(Wang等，2008)。国有企业高管往往兼具“经济人”和“政治人”两种身份，政治动机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经济利益(杨瑞龙等，2013)。因此，在我国“党管干部”这一特定制度背景下，存在“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发送信号更可能是为了增加他们在晋升博弈中的筹码。为进一步探讨党委书记的升迁动机是否影响审计师的选择，本文按照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龄进行分组做回归分析。按照年龄分组的逻辑在于，当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龄相对较小(低于56岁) 时，未来的政治前途较为光明(任期至少一届)，升迁动机较强，更有可能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当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龄相对较大(高于或等于56岁) 时，未来升迁希望较小，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动机较弱。表 4报告了按照该标准区分升迁动机后，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关系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龄低于56岁的样本中(列(1))，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p＜0.01)；而在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龄高于或等于56岁(75%分位数) 的样本中，党组织治理(PG) 与审计师选择(Big4) 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列(2))。以上结果表明党委书记的政治升迁前景影响审计师选择，进一步验证了信号传递效应。

(三) 稳健性检验

1.控制样本选择偏误。上文的分析表明，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现有文献表明，审计师选择客户时往往关注客户的政治背景而非审计风险，以便发生审计失败时能够依靠客户的政治背景解决法律诉讼问题(雷光勇等，2009)。因此，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倾向于选择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

为了控制样本选择偏误，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法，参照马连福等(2013) 的做法，构建了一个“交叉任职”的选择模型，解释变量为董事会规模(Dir)、上市年龄(Age)，其余变量的衡量方式与之前模型相同。根据选择模型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IMR)，并将其代入模型(1) 中进行第二阶段回归。Heckman第一阶段选择模型为：

$Probit(PG)=\alpha +{{\beta }_{1}}Dir+{{\beta }_{2}}Age+{{\beta }_{3}}X\prime +\tau $

(2)

表 5报告了Heckman第一阶段的计量结果，Pseudo R²=0.0563, LR Chi²=82.72。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上市越久，存在“交叉任职”的可能性越大，这与马连福等(2013) 的发现一致。

表 6报告了Heckman第二阶段的计量结果。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IMR) 均不显著，表明样本选择偏误对上文回归结果的影响有限。列(1) 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及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后，党组织治理(PG) 与审计师选择(Big4) 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列(2) 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党组织治理(PG) 与审计师选择(Big10) 之间也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10)。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2.更换党组织治理测量方式。参考马连福等(2013) 以及程博和王菁(2014) 的研究，采用党委会和董事会人员的重合比例(PG_2) 与党委会和高管层人员的重合比例(PG_3) 两个连续变量以及党委书记是否兼任董事、监事长(或监事会主席、召集人)、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的虚拟变量(PG_4) 作为党组织治理的替代变量。表 7中Panel A报告了更换党组织治理变量后模型(1) 的检验结果，仍然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Panel B报告了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检验结果，结论依然稳健。

3.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多因素回归方法考察公司对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这类方法以客户会随机选择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前提。但事实上，客户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这可能导致会计师事务所自选择问题(陈冬华和周春泉，2006)。上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有党组织治理的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但其中面临一个内生性问题，即是否由于“四大”或“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报告质量高(向市场传递一个高质量的信号)，公司高管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报审计呢？为缓解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及内生性问题。该方法由Rosenbaum和Rubin (1983) 提出，将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为一个因子—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PS)，进而从多个维度将处理组(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 与特征相似的对照组(不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 进行匹配，通过比较得出相关结论。

在样本配对时，我们选取的匹配变量包括流动比率(Curratio)、应收账款和存货比率(Invrec)、经营风险(Loss)、审计意见类型(Opinion)、总资产报酬率(Roa) 和公司规模(Size)，倾向得分匹配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多元回归所可能存在的偏差。表 8报告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后，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无论是下一期还是当期的审计师选择，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仍然支持了研究假说。

4.排除替代性假说：地方经济重要性假说。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CEO的国有企业是否为地方支柱企业，对当地经济影响非常重要，所以政府出于监督目的而聘请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呢？为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按照雇员规模、公司从事行业是否受产业政策鼓励以及是否受行业保护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9。列(1) 和列(2) 按照雇员规模的3/4分位数进行分组，当雇员人数大于等于5 000人时，认为该公司对当地经济有重要影响。检验结果显示，在两组样本中，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均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p＜0.01)；SUE系数比较检验显示，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p=0.3293)。列(3) 和列(4) 按照产业政策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产业政策鼓励还是限制的样本，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均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p＜0.01)；SUE系数比较检验也显示，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p=0.2104)。列(5) 和列(6) 按照保护性行业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受保护行业还是不受保护行业的样本，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均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p＜0.01)；SUE系数比较检验同样显示，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p=0.6909)。以上结果表明，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较少受到企业对于地方经济重要性的影响，从而排除了这一替代解释。

5.其他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避免变量极端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扩大了缩尾程度，由上下1%扩大到上下5%，文中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限于篇幅未列示)。此外，对于混合截面数据，OLS回归可能导致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参考Petersen (2009) 的做法，我们对表 3的回归结果进行了公司层面的cluster处理，基本结论并未发生改变。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五、 结论

如何更好地发挥外部审计在国有企业监督中的作用，提高国有企业治理水平，是当前各级国资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关注的焦点。与其他转型经济体有所不同，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独特现象。本文采用我国2006-2012年沪深两市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企业的审计师选择视角，发现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出于发送信号、增加晋升概率的目的，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表明党组织治理提高了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需要充分认识到党组织治理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应根据《宪法》、《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相关规定和要求，以及国有企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因地制宜，制定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具体办法或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具体内容、方式与责任，确保这一制度安排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发挥较好作用。考虑到党组织治理主要通过影响党委书记的升迁动机产生作用，应在挖掘内向型政治资源优势的同时，建立科学的综合绩效考评体系，引导党委书记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将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相结合，提高对高质量审计等外部监督机制的需求，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作者还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