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继Dunning(1977)的生产折衷理论之后，外商直接投资(FDI)动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学者们提出的一个更为细致的解释跨国企业FDI行为的理论(Helpman，2014)。近年来，学者们对跨国企业的FDI动机进行了理论与经验层面的解释和考察(高越和李荣林，2008；Grg等，2010；Franco，2013；Mrazova和Neary，2013)，形成的共识是：跨国企业的FDI动机是显著存在的，尤其是以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为主要目的的FDI行为，甚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大量存在。但是，这些研究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一是认为从事FDI活动的跨国企业之间具有同质性，即跨国企业不同的FDI动机主要取决于东道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以及企业全球化经营的目的，而企业自身在要素投入、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等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二是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重点考察制造业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FDI行为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行为；三是将关注重点主要置于国家和产业的宏观或中观层面来考察跨国企业的FDI动机表现。

然而，关于企业同质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跨国企业自身的主体性作用，也与行业内企业之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的现实状况不符，且忽视了多数国家的跨国服务企业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事实。White等(2012)指出，同一行业内的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服务领域，服务企业具有更强的生产率离散度(王恕立和刘军，2014；Shepherd，2014)。此外，跨国服务企业在全球经济服务化浪潮的推动下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虽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FDI流入服务领域的比重出现下降，但它也使得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其原有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跨国服务企业在FDI活动中的主体地位。2013年，UNCTAD发布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指出，目前全球价值链活动正逐步渗透到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所有部门，使得企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环节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跨国服务企业在东道国的FDI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市场拓展。

本文将关注重点置于服务领域的跨国企业自身，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1999-2012年135个国家的企业数据，从国家和行业层面全面地揭示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各服务行业中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及生产率溢价，并与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详细的比较。

早期针对FDI动机的界定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如Neureiter和Nunnenkamp(2010)基于企业国际化经营动机视角将FDI动机分为市场导向型FDI和成本导向型FDI；Mrazova和Neary(2013)基于分工层次视角将FDI动机分为水平型FDI(HFDI)和垂直型FDI(VFDI)；Franco(2013)将FDI动机划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出口平台型三类。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经验层面考察了跨国企业FDI动机的现实表现。Alfaro和Charlton(2009)发现，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显著地表现出垂直型FDI动机，Hanson等(2005)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Lipsey(2003)认为，从事FDI活动的跨国企业中，绝大部分仍体现出水平型FDI动机。

或许是意识到企业同质性的假设在考察和解释跨国企业FDI动机表现中的局限性，继Helpman等(2004)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考察企业的出口与FDI选择之后，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异质性企业的FDI动机表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异质性企业的水平型或垂直型FDI动机表现及其生产率溢价。Engel和Procher(2012)将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分别视为HFDI和VFDI，基于法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的数据，发现从事HFDI与VFDI活动的跨国企业之间未表现出明显的生产率溢价。但是，Aw和Lee(2008)以及Grg 等(2010)的研究发现，从事HFDI活动的跨国企业的生产率高于VFDI的跨国企业。二是异质性企业的复杂型VFDI动机表现及其生产率溢价。现实中的跨国企业为了充分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可能将产品价值链分割并置于多个国家进行生产，以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这种类型的FDI被称为“复杂型VFDI”(Hayakawa和Matsuura，2011)。Feinberg和Keane(2006)发现，69%的美国跨国企业采取的都是复杂型投资战略。在具体的研究上，Hayakawa和Matsuura(2011)发现，从事复杂型VFDI活动的跨国企业的生产率高于传统型VFDI的跨国企业，并基于日本1994-2003年跨国企业的数据，验证了复杂型VFDI在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投资中是存在的，且在生产率较高的跨国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但遗憾的是，针对服务领域跨国企业的FDI动机表现及其生产率溢价的研究仍十分匮乏。Chang和van Marrewijk(2013)基于2006年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企业在内的总体层面数据，发现不存在显著的FDI动机的生产率溢价，但他们的研究并不是将跨国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将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从事FDI活动的跨国企业自身，能够更好地揭示跨国企业在FDI动机表现中的主体作用；其次，将研究视角置于服务领域，重点关注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表现及生产率溢价；最后，利用大样本企业数据，系统地揭示了国家及行业层面的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表现，并实证考察了不同投资动机下的FDI生产率溢价。

(一)研究方法

1.跨国服务企业FDI动机的界定与衡量。在FDI动机的界定上，借鉴刘军(2015)的划分标准，将跨国服务企业FDI动机分为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其中，市场寻求型FDI是为了满足东道国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以巩固、扩大和开辟东道国服务市场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效率寻求型FDI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或者相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研发技术等生产经营要素，以提高服务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经营效益而进行的直接投资。

本文尝试对FDI的动机进行量化。结合已有的FDI动机衡量方法，并借鉴Matsuura和Hayakawa(2012)的思路，采取如下方法衡量：若东道国附属公司存在出口行为，即销售额中有部分来源于出口，视为效率寻求型FDI；否则，视为市场寻求型FDI。

2.不同投资动机的FDI生产率溢价的估计方法。本文借鉴Kimura和Kiyota(2006)以及张杰等(2009)的思路，构建如下模型来分析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FDI生产率溢价：

其中，tfp是外资服务企业的TFP水平，本文采取LP方法进行测算；export是外资服务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时代表出口企业，否则为0；char是企业的特征变量，包括企业的年龄(firmage)、企业规模虚拟变量(size)、是否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goven)、三年前是否采取新技术、新工艺或研发了新产品虚拟变量(rd)、企业资本密集度(k_l)、企业出口额所占比重(exp_sale)、企业进口额比重(imp_sale)、企业从业人数(worker)、企业销售额(sale)以及年份、行业与收入水平虚拟变量(year、industry和level)。因此，系数β能够反映外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TFP差异。当β>0时，说明外资出口企业的TFP大于非出口企业，即存在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否则，当β<0时，表明存在市场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

此外，为了考察服务企业参与贸易的生产率溢价以及出口与进口服务企业的生产率差异，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将企业是否进口虚拟变量(import)纳入，具体方法为：第一，只考察服务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溢价，即回归模型中仅纳入是否出口虚拟变量；第二，只将服务企业是否进口虚拟变量纳入，以考察服务企业进口的生产率溢价；第三，同时将服务企业出口和进口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以对两者的生产率溢价进行比较。上述三类估计过程对应的主要自变量分别用export^#、import^#、export与import表示。

1.样本选取。本文选取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提供的微观数据作为考察样本，该数据库包含了1999-2012年全球140个国家或地区的13.3万家企业的经营销售、进出口状况以及财务状况等数据。其中，涉及服务企业的国家或地区共有135个，企业数目为49 481家，共涵盖了IT服务业、电信业、会计金融业、广告与市场业、零售批发业、住宿业、运输业、房地产和租赁业、其他服务业等9大服务行业。

2.数据说明。在各指标的衡量上，采用销售收入衡量企业产出；采用机器与设备年末的账面净值和从业人数分别衡量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采用能源投入(电力、燃料等)成本衡量中间投入。在此基础上，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公布的各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对各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转换，并以2005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分别对各服务企业的销售收入、资本要素投入和中间投入进行平减。

企业年龄根据样本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得出；企业规模依据从业人数界定，具体为：小规模企业(从业人数＜20)、中等规模企业(20≤从业人数＜100)和大规模企业(从业人数≥100)；企业资本密集度根据剔除价格因素后的企业机器与设备年末的账面净值除以从业人数得出；其他变量均采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公布的相应指标数据。最后，本文根据样本年份、所在行业以及所属国家收入水平生成年份、行业和收入水平虚拟变量。此外，本文剔除了各变量值为0和缺失的样本。

(一)服务企业的FDI动机考察

1.基于东道国视角的FDI动机表现。表1给出了各国外资服务企业中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构成，以及外资出口服务企业的出口形式与出口时间的比重构成。

首先，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构成来看，总体而言，外资服务企业中从事出口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28.12%，这说明跨国服务企业的效率寻求型FDI动机是存在的，但大多数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仍以市场寻求型为主(UNCTAD，2004)，这与大多数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以及相对较高的服务贸易成本有较大关系。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出口与非出口外资服务企业的构成来看，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出口企业所占比重越大，表明效率寻求型FDI动机随着东道国收入水平的提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其服务市场发展越不完善，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且市场潜力和容量较大，且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已逐渐失去吸引力，使得跨国服务企业更愿意在这些国家寻求市场；另一方面，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对服务产品的品种偏好较大，使得这些国家中服务产品的种类繁多，市场接近饱和且竞争激烈程度较大，且这些国家也拥有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以及较为开放和完备的贸易制度环境，跨国服务企业更愿意在这些国家寻求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其次，从外资出口服务企业的出口形式来看，总体而言，采取直接出口形式的外资服务企业所占比重较大，且在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采取直接出口形式的比重越高；而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中，采取间接出口形式的外资出口企业的比重较高，尤其是低收入国家，这一比重达到38.85%。主要原因在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且出口的制度环境不完善，各类手续较为繁杂，加之国内的政策环境较为复杂，使得外资服务企业更愿意通过熟悉本国状况的第三方出口，以便将更多精力放在服务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高，且具备完善的制度环境，使得产品出口较为便利，外资服务企业为节约委托成本，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方式。

最后，表1还给出了外资出口服务企业从成立到开始出口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外资出口服务企业在成立当年就开始出口服务产品，且在企业成立的3年内，开始出口的外资服务企业所占的比重超过了70%，表现出明显的效率寻求型动机。因此，在外资服务企业中，参与出口活动的企业大多表现出显著的效率寻求型FDI动机。

2.基于行业视角的FDI动机表现。本文采用世界银行企业数据库中公布的服务行业分类。表2给出了9大服务行业中出口与非出口外资企业的比重，以及外资出口企业中采取不同出口形式的企业构成和开始出口所需时间的企业构成。

首先，在出口与非出口外资服务企业的构成上，出口企业所占比重较高的3个行业依次是IT服务行业、电信行业和广告与市场行业，而比重较低的3个行业分别是房地产与租赁行业、住宿业和贸易零售业，这表明跨国服务企业进入前3个行业的效率寻求型FDI动机较强，而在后3个行业中，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主要表现为市场寻求型。主要原因在于：IT服务行业、电信行业和广告与市场行业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其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增强，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寻求型跨国服务企业进入上述行业的几率；而房地产业、住宿业和贸易零售业主要面向本土消费者，且对外贸易成本较高，使得进入这些行业的外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东道国市场。

其次，从采取不同出口形式的服务企业的比重来看，各行业中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所占比重呈现出较为一致的现象，即住宿业、运输业和房地产与租赁业是采取间接出口形式比重较大的3个行业；广告与市场业、其他服务业、贸易零售业和电信业是直接出口形式比重较大的4个行业。广告与市场行业和贸易零售业中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其行业特性有着较大关系，这些行业中的多数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可以直接向国外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住宿业、运输业和房地产与租赁业则更多地是通过与国外相关机构、运输企业以及国内第三方机构(如旅游服务企业、专业网站等)进行合作以实现产品出口；IT服务业和电信业的信息技术传递可以直接向消费者提供，也可以通过第三方间接提供给国外消费者。

最后，从企业成立到开始出口的时间来看，企业成立当年就开始出口的外资服务企业占了较大比重，再次表明跨国服务企业拥有明显的效率寻求型FDI动机。

1.基于东道国视角的生产率溢价。表3报告了总体及各收入水平国家的外资服务企业中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溢价，从中可以看出，除了高收入国家外，总体层面及各收入水平国家的外资服务企业中出口企业的TFP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表明在东道国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市场寻求型的跨国服务企业。此外，上述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还大致上与东道国的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即在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寻求效率与寻求市场的跨国服务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越大。

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是最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低收入国家拥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但在生产技术、产品多样性偏好和产品质量要求等方面处于较低的水平，使得在这些国家中寻求市场的跨国服务企业无需较高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低收入国家在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度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较低，导致服务出口的贸易成本远远超过在当地生产销售所承担的沉没成本，使得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需要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以克服在东道国中较高的经营和贸易成本。中低收入国家的外资企业中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非出口企业的差距为4.92，低于低收入国家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这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国家的生产技术以及对产品的质量和多样性的要求较高，而出口成本相对较低，使得寻求效率与寻求市场的跨国服务企业之间的平均生产率差异小于低收入国家。相同地，中高收入国家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又低于中低收入国家。但是，在高收入国家的外资服务企业中，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即市场寻求型跨国服务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高收入国家在产品的质量和多样性、技术水平、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水平较高，且服务贸易开放度较高，贸易成本相对较低，使得外资服务企业中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较低；另一方面，由于在高收入国家寻求市场的跨国服务企业大多来自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国家中服务企业本身具备较高的生产率水平，而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主要来自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东道国寻求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进口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除了高收入国家外，总体和各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结果均显示，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且系数值普遍小于出口虚拟变量的系数值。这表明：一方面，较高的服务贸易成本使得从事服务贸易的外资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在东道国本地生产和销售服务产品的外资企业；另一方面，从事出口的外资服务企业的生产率高于从事进口的外资服务企业，这一结论与Breinlich和Criscuolo(2011)的结论一致，这表明外资服务企业从事进口的可能性高于成为出口者的可能性(Federico和Tosti，2012)。

此外，为了检验表3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分别从改变TFP测算方法和进出口企业界定标准两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从估计结果来看，总体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下各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值大小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①

2.基于行业视角的生产率溢价。接下来，本文基于行业视角考察各服务行业中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的FDI生产率溢价，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

根据表4报告的估计结果，除了会计与金融行业和运输业外，其他5个服务行业都呈现出显著的效率寻求型FDI生产率溢价，这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层面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会计与金融行业的FDI生产率溢价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是系数符号为正，表明该行业的外资企业中也存在出口的生产率溢价。运输业的估计结果显示，出口虚拟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说明该行业存在市场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剔除异常样本和缺失样本后，该行业没有外资进口企业的样本，在估计过程中无法控制外资企业是否进口这一企业特征，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一定偏差；另一方面，可能与运输业的行业特性有关，运输业的贸易成本是所有服务行业中最低的，1995-2009年的贸易成本均值为78.75，其中，陆地运输、水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贸易成本均值分别为102、60和61(胡宗彪，2014)。限于地理空间等因素，目前出口企业大多采取水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因此该行业外资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成本较低，而该行业非出口的外资企业一般以陆地运输为主，面临着较高的国内贸易成本，导致运输业外资企业中服务于国内市场的非出口企业较之出口企业需要更高的生产率来克服较高的运输和贸易成本。

在进口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上，各服务行业的系数显著为正，且系数值大小和显著性小于出口虚拟变量，这在证实从事服务贸易的外资企业生产率高于非贸易外资服务企业的同时，再次证明了前文的分析结论，即存在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

在各服务行业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的大小关系方面，广告与市场行业的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是最高的，这主要是由于该行业需要企业对消费者所在国家的风土人情、消费偏好、市场状况等较为熟悉，而出口外资企业可能需要向除母国之外的多个国家提供广告与市场服务，因而需要较高的生产率来承担较高昂的调研成本。电信行业的效率寻求型FDI动机的生产率溢价也较高，原因可能在于：该行业的外资出口企业向第三国提供电信服务时需要承担较高的电信设备和通信成本，外资企业中只有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才能够克服高昂的出口成本。IT行业的外资服务企业中出口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是最小的，这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全球普及和快速发展，在增强该行业可贸易性的同时，使得其贸易成本大幅降低。

此外，本文仍采取与东道国视角下相同的稳健性估计方法对表4结果的可靠性进行检验。稳健性估计结果显示，各服务行业中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值大小关系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为了增强结果的可比性，本文仍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微观数据作为制造业企业的分析样本，该样本涉及1999-2012年140个国家74 666家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数据。同时，在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上与服务企业样本是一致的。

首先，在FDI动机的表现上，制造业外资企业中出口企业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外资服务企业，说明制造业跨国企业的FDI动机主要表现为效率寻求型，这与服务领域的表现是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多数服务产品不像有形产品那样能够将产品价值链分割而进行全球配置。在出口形式方面，采取直接出口形式的制造业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略高于服务企业。在出口时间的分布上，企业成立当年就出口的制造业跨国企业所占的比重低于跨国服务企业，这说明跨国服务企业拥有更强的效率寻求型FDI动机。此外，在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制造业跨国企业的效率寻求型FDI动机越明显，且采取直接出口形式的比重越高。

其次，在FDI动机的生产率溢价上，制造业跨国企业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不显著，表明跨国服务企业的效率寻求型FDI生产率溢价更高。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跨国企业的效率寻求型FDI生产率溢价是存在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外资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外资企业，因为在中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外资出口企业中，大部分企业是为了获取丰富且廉价的投入要素，而这类企业普遍生产率较低；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跨国企业也呈现出显著的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这与服务领域的表现是不同的。

在服务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服务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及生产率溢价。研究表明：第一，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主要表现为市场寻求型，但效率寻求型FDI动机也是存在的，且在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其效率寻求型FDI动机越明显。在出口形式上，跨国服务企业通过出口寻求效率的主要形式是直接出口，且在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采取直接出口形式的企业比重越大。此外，从出口的时间分布上来看，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各服务行业呈现出一致的现象，即跨国服务企业的效率寻求型FDI动机的强度较大。第二，跨国服务企业呈现出显著的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高收入国家的效率寻求型FDI呈现负向的生产率溢价；其他收入水平国家都存在效率寻求型FDI的生产率溢价。在各服务行业层面，除运输业外，其他服务行业大多表现出显著的效率寻求型FDI生产率溢价。第三，制造业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效率寻求型为主，但在效率寻求型FDI动机的强度及生产率溢价上略低于跨国服务企业。

在当前中国服务业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以及国内引资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日益消逝的背景下，上述研究结论对于目前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在服务业引资上，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内服务业的市场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高质量外资来华拓展国内的服务业市场空间，提升我国较为滞后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入挖掘国内的服务业比较优势，同时大力推进服务出口的便利化，以吸引生产率水平较高的效率寻求型FDI流入，加大FDI的生产率溢出潜力。在服务业对外投资上，鼓励生产率较高的国内服务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在海外寻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或其他生产经营要素；而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企业则应发挥自身优势，在“走出去”进程中以拓展海外服务市场为主要生产经营目标。

*感谢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206036)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