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全球贸易研究正在转向哪里？

发布时间：2026-09-22 18:35 浏览：72

关税重新回到全球经济舞台之后，国际贸易研究也在发生变化。最初的问题相对直接：提高关税之后，进口会下降多少？价格由谁承担？本国生产和就业会不会增加？这些问题仍然重要。但近期一批研究正在把视野推得更远。

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当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发生变化时，商品和生产究竟去了哪里？第三国只是承接了转移出来的贸易，还是全球生产网络本身发生了重组？企业会调整产品、供应商和生产基地吗？贸易政策又如何与产业政策、宏观失衡和经济安全联系起来？

2026年9月，CEPR连续发布多项相关研究，并出版了年度PSE-CEPR Policy Forum成果《Globa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该论坛此前于6月举行，重点讨论“动荡时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与此同时，NBER也已经围绕“Tariff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组织新的研究会议。种种信号表明，全球贸易研究正在从传统的贸易流量和关税效应走向第三国效应、企业调整、全球生产重组以及地缘经济。

一、从“关税影响多少贸易”到“贸易去了哪里”

贸易战之后最早的一批研究主要关注关税本身。谁承担关税成本？进口价格上涨多少？国内生产是否增加？哪些地区和劳动者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构成了近年来贸易政策研究的重要基础。2026年《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专门设置“Tariffs”专题，从关税的历史演进、劳动市场调整，到关税传导、宏观失衡和产业政策进行了集中讨论。Gopinath和Neiman的研究再次表明，分析关税不能只看名义税率，还需要考虑实际执行、进口价格传导、采购来源调整以及汇率等因素。Dix-Carneiro和Kovak则强调，贸易冲击对不同行业、地区和职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劳动力调整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但随着研究积累，一个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美国减少从中国进口，这部分贸易究竟去了哪里？答案并不是简单地回到美国国内。Fajgelbaum等人的研究发现，中美贸易冲突并非只是把原有贸易从一个目的地转移到另一个目的地，还为不少“旁观国”创造了新的出口机会，一些国家扩大了相关产品向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也就是说，贸易战可能引起比简单贸易转移更广泛的全球贸易重新配置。于是，研究视角开始从美国—中国转向美国—中国—世界其他经济体。第三国不再只是贸易冲突的背景，而开始成为研究对象本身。

二、第三国究竟是受益者还是新的竞争承受者？

即使知道贸易向第三国转移，也还不够。2026年9月，Antràs、Kulesza和Presbitero的一项新研究指出，同样面对中国出口转向，不同第三国承受的影响可能完全不同。原因在于，一国至少同时面对四种力量：本国企业可能在出口市场上遭遇更激烈的中国竞争，本国企业也可能在国内市场面对更多中国进口商品，消费者可能获得更便宜的商品，企业也可能获得更便宜的中间投入品。

研究者把第三国受到的影响区分为出口竞争、进口竞争、消费者收益和采购收益四个渠道。更重要的是，他们指出，仅仅用“一个国家的出口结构与中国有多相似”来衡量受冲击程度可能会产生误判，因为真正的影响还取决于市场规模、产品替代关系、中国市场渗透率以及价格传导。

这意味着国际贸易研究的问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过去经常问：哪些国家承接了贸易转移？现在则需要进一步问：这些国家通过什么渠道受到影响？谁获益，谁受损？因此，“第三国效应”不再只是出口增加或减少，而开始进入更完整的一般均衡框架。

三、研究对象正在从“贸易”走向“生产”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企业和生产层面。Fadinger、Li、Praetorius和Schymik利用覆盖50个主要经济体、数百万制造业工厂的数据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第三国制造业的影响高度异质，而且很多调整并不是由独立的本土企业完成，而是由跨国企业在自己的全球附属企业网络中重新配置生产活动。作者进一步发现，全球价值链不同位置的行业受到的冲击明显不同。处于中间生产环节的行业更容易同时受到投入成本和下游需求两方面压力，而较靠近最上游或最终需求端的行业平均表现相对较好。这就把研究问题从“关税之后贸易量去了哪里？”进一步推进到“关税之后生产能力去了哪里？”

与此同时，Bodenschatz、Egger和Nagengast最新利用德国出口企业数据发现，中国企业在第三国市场扩大份额以后，德国出口企业不仅销售增长受到影响，还会通过退出部分市场、减少进入、调整产品以及改变质量等方式应对竞争。其研究显示，企业的市场退出和进入减少构成了相当重要的调整渠道。

因此，今天研究贸易冲突越来越不能只观察海关数据里的进出口额，还需要观察：

企业去了哪里、工厂建在哪里、供应商怎样变化、产品怎样调整，以及跨国公司怎样重新组织全球生产。

这可能是当前全球贸易研究最明显的变化之一。

四、贸易政策也不再只是“贸易政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贸易政策正在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经济政策放在一起研究。过去的国际贸易模型常常把关税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工具。但现实中，关税往往同时伴随着产业补贴、出口管制、供应链政策、关键产业投资以及宏观经济调整。

Gourinchas等人在2026年《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研究中，已经把全球失衡、关税与产业政策放进同一个分析框架。文章指出，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重新大量使用的背景下，需要重新考虑这些政策如何影响投资、储蓄、贸易和经常账户。CEPR今年出版的《Globa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也体现了同样的变化。其对应论坛讨论的已经不仅是传统贸易成本，而是“地缘政治压力下的贸易政策”“中美贸易战及其后果”，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失衡。

换句话说，全球贸易研究正在越来越明显地与以下问题交叉：产业政策、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地缘政治、宏观失衡、国际货币体系。这使国际贸易研究开始具有更加明显的“地缘经济学”色彩。过去经济学家主要讨论：怎样通过国际分工提高效率？现在还必须讨论：当国家同时考虑安全、技术和战略依赖时，全球分工会怎样重新组织？

五、对中国研究意味着什么？

这一研究转向对于中国尤其重要。中国不仅是世界重要贸易大国，也是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为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问题。

第一，中国出口转向第三国之后，当地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

过去更多研究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多少。未来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商品进入东盟、拉美、中东等市场之后，对当地消费者、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分别产生什么影响？不同渠道可能方向相反，这正是值得识别的问题。

第二，第三国究竟是“贸易中转站”还是形成了新的生产基地？

出口数据上看到的“中国—第三国—美国”背后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机制。一种只是简单转口；另一种则是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带动本地供应商并形成新的生产网络。两者对于全球化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含义完全不同。

第三，中国企业面对贸易壁垒究竟怎样调整？

可以进一步区分：转换出口目的地、调整产品、提升质量、寻找新的供应商、海外投资，以及把部分生产环节重新布局到其他国家。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不同调整方式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以及哪些企业更有能力完成这种调整。

第四，全球生产重组会不会反过来改变中国国内产业结构？

如果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海外转移，中国国内是否会出现更加明显的技术升级和资本深化？海外生产究竟是“产业外流”，还是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延伸？这些问题需要企业、海关、投资和供应链数据结合起来研究。

第五，怎样测量“地缘经济风险”？

传统国际贸易研究大量使用关税和贸易成本，但今天企业面对的还包括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制裁风险、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供应安全。如何把这些因素构造成可用于经验研究的指标，很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研究的重要方法问题。

六、全球贸易研究究竟正在转向哪里？

把这些最新研究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几条比较明显的变化。

第一，研究空间从双边贸易扩展到第三国和全球网络。

第二，研究对象从贸易流量进一步进入企业、工厂和跨国生产组织。

第三，研究机制从单纯的贸易转移扩展到投入成本、需求冲击、企业进入退出和跨国公司内部重组。

第四，研究政策从单纯的关税扩展到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供应链政策和经济安全之间的联动。

因此，全球贸易研究真正发生的变化也许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研究正在从“贸易政策改变了多少贸易”转向“贸易政策如何重新组织全球生产”。

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全球化并没有简单地在“继续”与“结束”之间二选一。更可能发生的是：贸易关系在重组，生产地点在重组，供应链在重组，企业的全球布局也在重组。

经济学研究正在试图理解的正是这一新的全球化形态。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新的研究空间已经打开：与其只问“中国出口受到多少影响”，不如进一步追问：在全球生产网络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中国供应链和中国经济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主要参考文献

注：本文主要梳理近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非对相关文献的完整综述。

Antràs, P., Kulesza, A., & Presbitero, A. (2026). “The Remains of the Trade: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its Aftermath.”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21948. CEPR Press, Paris & London.
Bodenschatz, P., Egger, P., & Nagengast, A. (2026). “The China Shock in World Markets: Chinese Competition and German Exporters.”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21949. CEPR Press, Paris & London.
Fadinger, H., Li, L., Praetorius, S., & Schymik, J. (2026).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Production.”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21855. CEPR Press, Paris & London.
Fajgelbaum, P.,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Khandelwal, A., & Taglioni, D. (2024).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Global Reallo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6(2), 295–312. DOI: 10.1257/aeri.20230094.
Gopinath, G., & Neiman, B. (2026). “The Incidence of Tariffs: Rat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0(3), 123–144. DOI: 10.1257/jep.20251486.
Dix-Carneiro, R., & Kovak, B. K. (2026). “Labor Market Responses to Tariffs: Frictions, Dynamics, and Policy Respons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0(3), 73–100. DOI: 10.1257/jep.20251489.
Gourinchas, P.-O., Kindberg-Hanlon, G., Patnam, M., Rotunno, L., & Ruta, M. (2026). “Global Imbalances, Tariffs, and Industrial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0(3), 145–170. DOI: 10.1257/jep.2026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