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供应链韧性研究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疫情、港口拥堵、地缘冲突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之后，供应链韧性迅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最初的问题主要是：一次供应冲击会造成多大损失，又会怎样沿产业链传播？但近几年的研究已经明显向前推进。经济学家开始追问：企业为什么不提前做更多准备？增加库存、多找几家供应商就够了吗？如果企业自身建设的韧性低于社会真正需要的水平，政府是否应该介入？战略储备又为什么可能具有私人库存无法替代的作用？
最近发表的一批研究显示，供应链韧性的经济学正在经历一条清晰的演进路径：从冲击传播到企业库存和多元采购，再到市场失灵、战略储备以及更广义的能力储备。这不仅改变了供应链研究的问题，也重新提出了市场与政府如何分担韧性成本的问题。
一、从追求效率到认识韧性
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供应链管理强调的是效率。减少库存、压缩交货周期、扩大专业化分工可以降低资金占用和生产成本。在稳定环境下，“精益生产”“准时制库存”有明确的效率优势。但当供应冲击变得不可忽略之后，过去被视为成本的库存、备用产能和供应冗余，开始体现出另一种价值：保险。
疫情后的大量研究首先讨论供应冲击如何传播。运输延迟会造成缺货，港口和船运能力的短期刚性会放大冲击，上游投入品短缺又可能沿投入产出网络传导到更多企业和行业。这促使供应链研究的目标开始发生变化：从单纯追求效率转向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寻找平衡。
于是，企业开始增加安全库存、保留备用产能、寻找第二甚至第三供应商，并把采购来源分散到不同地区和国家。但新的问题很快出现：企业愿意建设的韧性会不会低于整个社会真正需要的韧性？
二、为什么市场自己可能准备得不够？
Capponi、Du和Stiglitz的研究给出了一个重要解释。假设一家关键上游企业增加备用产能。发生供应冲击时，这些产能不仅保护企业自身，也会降低大量下游企业停产的概率。也就是说，一笔韧性投资产生的收益并不只属于投资企业本身。但企业在做决策时，只会比较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不会把整个供应链因此减少的损失全部计算进去。
于是就可能出现一个经典的外部性问题：企业眼中的最优韧性小于整个社会需要的最优韧性。市场不完备和市场势力还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偏差。研究发现，上游企业可能对备用产能投资不足，并过度依赖现货市场，从而使供应网络处于韧性不足的状态。
这使供应链研究从“冲击发生以后怎么办”，进一步转向：为什么在冲击发生之前，市场没有准备得更多？一旦问题这样提出，供应链韧性就不再只是企业管理问题，而开始进入公共经济学和产业政策领域。
三、从企业库存到政府战略储备
2026年9月，Green、Mevorach和Taylor在《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在线发表的新研究又把这个问题推进了一步。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断供，其实至少有三类主体会提前准备：消费者会囤货，企业会持有商业库存，政府则可能建立战略储备。
表面上看，它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把今天的商品留到未来。但三者的经济逻辑并不一样。消费者关心的是未来能不能买到、价格会不会上涨，企业考虑的是库存成本和未来利润，政府则可以从整个社会的福利和供应安全出发考虑问题。
特别是在企业具有市场势力时，消费者和企业之间还可能出现“抢跑”：消费者担心未来涨价而提前购买，企业又可能提前调整价格，从而产生额外的市场扭曲。Green等人的研究表明，配给、价格管制和企业储备要求都可能改善福利，但在他们的模型中，只有政府战略储备能够实现社会最优。
这里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政府应该多囤货”这样一个简单政策结论，而是背后的经济学机制：私人库存决策并不能完全内部化供应中断带来的社会成本。
战略储备因此不只是应急管理工具，也可以被理解为纠正市场失灵的一种制度安排。
四、多元采购也不是万能答案
供应链韧性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供应来源多元化。直觉上，多找几个供应商、分散到不同国家就可以降低单一来源断供的风险。但最新研究开始发现，多元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供应商越多越安全”的问题。
Castro-Vincenzi等人把风险直接纳入跨国供应链配置模型，发现风险会改变企业采购来源，也会削弱传统比较优势在采购配置中的作用。企业可能为了降低风险而放弃效率最高的供应商，从而形成新的效率—安全权衡。
这意味着供应链韧性研究已经从“多找几个供应商”推进到“如何在生产效率和风险分散之间做最优配置”。而一旦涉及关键矿产、能源和核心中间品，这种问题又会进一步与地缘经济、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
五、从“实物库存”进一步走向“能力储备”
供应链韧性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真正需要储备的可能并不只是仓库里的商品。
以关键矿产为例，决定一个国家供应安全的不只是拥有多少矿石，还包括有没有加工能力、冶炼技术、替代材料、备用产能，以及在全球供应网络中处于什么位置。
Kirk、Passari和Rey的研究指出，关键矿产领域的市场力量不仅来自自然资源禀赋，也来自加工能力、产业政策和由此形成的供应网络中心性。
Alfaro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关键投入品受到供应限制后，下游经济体还可能通过定向技术创新提高这类投入品的使用效率。以2010年中国稀土出口限制为例，相关冲击推动了其他国家在提高稀土使用效率等方向上的技术创新。
这意味着“战略储备”的概念可能正在扩大。过去更多强调实物库存，未来可能还要考虑备用产能、加工能力、替代技术、多元供应关系以及供应网络中心性。
也就是说，供应链韧性的边界正在从“库存多少”扩展到“关键时刻能不能迅速恢复和替代”。这可以概括为从实物储备走向更广义的能力储备。
六、对中国研究意味着什么？
这一研究方向与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结合空间。中国既拥有粮食、能源和重要物资储备制度，也拥有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制造业体系，并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因此，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只是“战略储备是否有效”，而是更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
第一，政府储备会不会挤出企业库存？
如果企业预期发生危机后政府会投放储备，是否会主动减少自己的商业库存？战略储备的真实作用，需要同时考虑政府和企业行为。
第二，哪些商品最值得建立战略储备？
判断标准不能只是“重要”，还应综合考虑进口依赖度、来源集中度、替代弹性、库存成本、生产恢复周期以及在投入产出网络中的中心位置。这甚至可以进一步形成一套“中国关键物资战略储备指数”。
第三，最难的可能不是“储多少”，而是“什么时候释放”。
价格上涨多少、市场库存下降到什么程度、供应中断持续多久，才应该动用储备？释放过早可能削弱企业自己的库存激励，释放过晚又可能导致冲击已经扩散到下游。
第四，关键物资究竟应该储备“商品”还是储备“能力”？
对于部分关键矿产和重要中间品而言，加工能力、备用产能、替代技术和供应关系可能比简单增加实物库存更重要。
第五，怎样避免韧性政策本身产生新的市场扭曲？
政府采购可能推高正常时期价格，储备释放可能改变企业预期，长期保障又可能产生道德风险甚至寻租行为。
因此，战略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真正的经济学问题仍然是：如何以尽可能低的社会成本获得足够的供应链韧性。
七、供应链韧性研究真正发生了什么变化？
把这些研究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供应链经济学正在发生三层变化。
第一层是研究目标从效率转向效率与韧性的权衡。
第二层是研究主体从企业自身如何应对风险，扩展到为什么市场可能形成不了足够的韧性，以及政府应该怎样介入。
第三层是韧性的内涵从库存和多元采购进一步扩展到备用产能、技术替代、网络中心性等能力储备。
当私人主体的最优准备不足以形成社会需要的安全水平时，市场和政府应该如何重新分工？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完整产业体系、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同时又面临能源、关键矿产和重要中间品供应风险的经济体而言，这个问题尤其值得继续回答。
值得继续回答的问题
- 政府战略储备与企业商业库存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
- 哪些商品适合实物储备，哪些风险更应该依靠产能、技术和供应网络来应对？
- 战略储备的最优释放规则应如何确定？
- 供应链韧性政策如何在提高安全水平的同时减少新的市场扭曲？
主要参考文献
注：本文主要梳理近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非对相关文献的完整综述。
- Green, B., Mevorach, C., & Taylor, C. R. (2026). “Stockups, Stockouts, and the Role for Strategic Reserv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dag101. DOI: 10.1093/restud/rdag101.
- Capponi, A., Du, C., & Stiglitz, J. E. (2024). “Are Supply Networks Efficiently Resilient?” NBER Working PaperNo. 32221, revised January 2025. DOI: 10.3386/w32221.
- Alessandria, G. A., Khan, S. Y., Khederlarian, A., Mix, C. B., & Ruhl, K. J. (2023). “The Aggregate Effects of Global and Local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2020–202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46, 103788. DOI: 10.1016/j.jinteco.2023.103788.
- Brancaccio, G., Kalouptsidi, M., & Papageorgiou, T. (2025). “Rigidities in Transportation an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15, 543–550. DOI: 10.1257/pandp.20251079.
- Castro-Vincenzi, J., Gracio, A., Khanna, G., & Pandalai-Nayar, N. (2026). “Supply Chain Risk, Trade and Economic Fragi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35496. DOI: 10.3386/w35496.
- Alfaro, L., Fadinger, H., Schymik, J. S., & Virananda, G. (2025).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Supply Chains: 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Rare Earths.”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877, revised March 2026. DOI: 10.3386/w33877.
- Kirk, J., Passari, E., & Rey, H. (2026). “Exorbitant Privilege of the Periodic Table? Geoeconomics, Endogenous Centrality and Strategic Minerals for the Green Transition.”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21742. CEPR Press, Paris & London.